「詹周氏们」的战场，不在酱园弄

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一出场，像是一个浑身燃烧着的女人。

暗红色的头巾遮面，衣衫染血，穿过巷弄，将装着丈夫尸体头颅的提包扔进苏州河；另一旁，知识分子女性西林创作的《玩偶之家新编》在戏院上演，台下观众一片哄闹。

出走的娜拉，与杀夫的詹周氏，在同一时空下，形成强烈的互文。

犹记得去年戛纳电影节《酱园弄》首映礼上，章子怡走上阔别五年的戛纳红毯，两分多钟的清场礼遇，全场欢呼她的名字，走出了一种“熹妃回宫”的爽文人生。

但詹周氏的故事，与大女主爽文相去甚远。

一个女人受够了积年累月的家暴虐待，走上杀夫碎尸的绝路。等待着她的，是1945年的旧社会里，男权、特权、霸权交织而成的时代铁幕、社会图景。

一个女人「醒了」，想做一个人而非玩偶，走出家门，站在“堕落”还是“回来”的岔路。

娜拉与詹周氏，早已凝练成一种女性命运的集合体，连同她们的觉醒，跨越时代的轮转、制度的更迭以及思想的波动，发出沉重的叩问——

决心出走的女性，决心与命运掰手腕的女性，决心为自己而活的女性，何以找到“第三条路”以及更多可能？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当娜拉选择出走，丈夫海默搬出道德、法律、宗教三座大山对娜拉进行束缚，试图迫使娜拉继续履行妻权。

在詹周氏身上，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丈夫、社会、结构的三重暴力，如何对一个女人展开围剿。

《酱园弄·悬案》剧照

在那个女子婚后必须冠以夫姓的时代，只有男人有权利休妻。

一个女人想要摆脱丈夫无休无止的家暴与虐待，出路只有死。

不是自己死，就是对方死。

与其说这是选择，不如说是同归于尽。

连詹周氏自己也明白杀夫的下场。

所以一开始，她索性没想活。

这一抹破釜沉舟的意味，根植于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女子杀夫”叙事的底色。

倾注了自我毁灭的决心，撞向千百年来难以撼动的父权制度的柱子，换来几声回响，以及世人的目光与叹息。

一个以命搏命的女人，拿自己的生命，搏的是自己的命运。

冠夫姓的名字，具象化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掌控。命名权的实质是话语权，而话语权的实质是掌控。

“詹周氏”这个称呼，不仅锁住了她的命，更隐喻了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合集。

《酱园弄·悬案》预告

女性首当其冲的，是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

才女萧红，逃离包办婚姻之后本以为在爱情里得到了救赎，却承受着伴侣萧军的出轨与暴力，写下“他给我以拳头，我给他以微笑”。

电影《还有明天》里，迪莉娅的一声早安换来丈夫没缘由的一记耳光。第二次、第三次，耳光、毒打变成家常便饭。

苏敏结婚后，家里的经济大权由丈夫掌控，苏敏每每开口要钱都要忍受丈夫的指责与打骂。她总觉得多干点活就能得到丈夫的一个好脸色。

在婚姻里，萧红、迪莉娅、苏敏，她们是被夫权束缚的「詹周氏」、是被暴力消遣的客体。

苏敏曾在自述里写道：“在老一辈的中国女性眼里，婚姻的底线从来不是由女性说了算，而是男人做主。只要他还要你，而不是选择别的女人，你就有无数个理由继续留在这场婚姻中。”

困在婚姻对女性“隐忍为德”的规训里，「詹周氏们」选择为了家庭忍受暴力，活在最小单位的霸权阴霾之下。

上：电影《黄金时代》汤唯饰演萧红

中：电影《还有明天》

下：电影《出走的决心》改编自苏敏真人故事

如果说詹周氏在审讯室里遭受的毒打，是男人对女人的泄愤，是强权对弱势的征服。

那么更强烈的、如坠入深海般的失语，发生在社会语境里。

民国女作家关露评论这场杀夫案时写道：

倘若詹周氏走了另一条死路——

吞下安眠药数片，或是来沙尔一瓶（一种消毒防腐药）；麻绳一根或者胯带一条。

次日见报，标题为《詹周氏自杀身死》，没有人叹息，也没有人讨论。

在旧时代的众生相里，普遍存在一种围观的暴力。

电影里，詹周氏被丈夫当众殴打的画面中，周围麻木不仁的邻居肖像仿佛共同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

除了冷漠，还有戏谑。

看客眼中，杀夫案不过是“自古奸情出命案”的桃色逸闻。

杀夫案被改编成舞台上的滑稽戏，以最大程度的热闹供人消遣。

比起触目而切肤的家暴，这些隐形的暴力同样留下刀劈斧凿过的伤痕。

女性失语的处境，在种种围观里，被放大。

《酱园弄·悬案》预告

在历史的褶皱里，在不被看见的角落，女性的命运上演着相似的轮回。

詹周氏赌上命、哪怕下辈子也要摆脱的丈夫的头，其实根本杀不死、逃不掉。

因为那不只是来自一个男人、某个男人的暴力，是嚣张在旧时代、旧制度、旧思想里的结构性暴力。

结构性的暴力，不由分说地抹去了女人的姓名和主体性。

迪莉娅的一生从未真正属于自己。她的自由、她的工资，甚至她每天的去向，都被丈夫牢牢掌控。

即便是拒绝缠足、抗婚、谈论妇女议题的许广平女士，也被困在家里，悲不自胜。

身为家中长女的苏敏，早早承担起照顾三个弟弟的家务重担。她想着结了婚，是不是就能不做或者少做这些家务？

关于女性的沉痛叙事，不是因为需要被看见才不断重复，而是因为看不见的还有更多，才需要重复。

《酱园弄·悬案》剧照

就像电影《酱园弄·悬案》英文片名《She’s got no name》的隐喻，千千万万个“詹周氏”，在多重暴力的围剿下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名字。

被他者化的女性，困在那条逼仄的弄堂，找不到出口。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预判了娜拉的两种命运：堕落，或是回来。

「娜拉」出走之后，是否有第三条路？

电影《酱园弄·悬案》通过展现不同女性对命运的反抗，给出了「娜拉」出走后的另一种可能。

在上世纪40年代，妇女解放思潮正在上海流行。但以詹周氏、王许梅为代表的底层女性，奉行的不是自由平等的解放理论。

没有人教给她们，什么是自由解放，什么是经济独立。

但生而为人，对活着的渴望，深埋在人性的本能里。

旧时代的铁幕和生存处境虽然困住了她们的主体自由，却无法阻止一个人求生意志的觉醒。

《酱园弄·悬案》剧照

结构性的暴力，倒逼出王许梅在监狱里的生存智慧。

王许梅嘴里说着女人的三大“法宝”，意味着她深谙女性的身体在残酷世道里的功能属性，她不惜以此为筹码，为了活着离开，为了“告诉众人我王许梅回来了”。

这种不肯被轻易牺牲的生命力，决定了王许梅看向詹周氏的目光，与那些冷漠的围观、戏谑的审视不同。

图源：微博@杨幂工作室

牢房里，王许梅给詹周氏读报，读西林写下的《为杀夫女辩》，詹周氏第一次认识了自己。

不是酱园弄里顶着脸上的疤痕被丈夫拳脚交加的自己，也不是审讯室里形同蝼蚁被严刑逼供的自己。

詹周氏看见了挥刀砍向丈夫的自己。

想活下去的念头，其实在她挥刀那一刻就有了。

只是她没有察觉，满心想着要彻彻底底丢了那颗头颅。

然而算命瞎子说的话，何尝不是一种命运对女性的摆弄？

《酱园弄·悬案》剧照

被押送庭审的途中，詹周氏一次次听到人群中有女人喊着“反对无头公案开庭”。

庭审上，西林站出来，打破权力与制度审视下的沉默，大声告诉她：“詹周氏，不要屈服！”

电影里最令人澎湃的桥段，莫过于庭审上詹周氏开口自辩，她的眼神、面孔、声音与同一时空下的王许梅、西林发生交叠。

她们的眼神里，写着同一种不认命的勇气。

必须承认的是，在时代的局限里，有些觉醒未必动辄得咎，或摧枯拉朽。

带着强烈生存欲望的王许梅，经过一番困兽犹斗，化作枪决后不甘心消散的青烟。

知识分子如西林，也要带着宜人的伪装游走于名利场，隐藏起自己中性打扮的棱角。

迪莉娅攥着选票奔向争取平等权利的明天，但性别权利和家庭暴力无法一夜之间被改写和消除。

出走的苏敏，在看过大海、踏过草原，把房车开上4000多米海拔的雪山放声歌唱之后，仍要掣肘在离婚的泥淖中。

女性的觉醒，从来不等同于复仇爽文。

上：电影《酱园弄·悬案》王许梅

中：电影《酱园弄·悬案》西林

下：电影《还有明天》迪莉娅

在不自由的黑暗里，她们选择跟命运杠上。

选择睁开双眼直视、看清这世上的不公与残忍。

这从来不是一件带着爽感的事情。而是一场且痛、且阻、且长的抗争。

即便站在一片未知里，她们相信还有明天。

还有夺回自己姓名的时刻。

电影《还有明天》

出走的第二年，苏敏换了一辆房车。提车的那天，她在镜头里笑中带泪地说：“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以前很多东西都不属于我，很多东西都没有我的名字，但是这个终于可以冠上我的名字了。”

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出走的苏敏，在今年走上了戛纳红毯。

苏敏与《出走的决心》导演尹丽川亮相戛纳

从娜拉留下关门声之后，人们对其命运的猜想从未停止。

事实上，比起找到第三条路，出走的「娜拉们」各自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比起绝望地以命搏命，她们握住利剑——也许是笔杆、是选票、是新车、是自由——走上旧秩序与新思想之间反复拉锯的战场。

今天，我们对女性抗争的想象、对「娜拉」出走的猜想，还可以更丰富、更广阔。

詹周氏杀夫是一种抗争，想活下去也是。

王许梅的生存诡计同样是抗争。

苏青、关露、萧红、许广平的写作同样是抗争。

那只攥紧选票、抹掉口红的手，同样是抗争。

一场刻不容缓的出走同样是抗争。

“詹周氏”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名字，酱园弄也并非真正的战场。

她们从命运的废墟里出走，会找到自己的名字。

女性自我发现的路，远不止三种。

有些选择，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