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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也曾被评价:明明已经成年,却越来越像个小孩子?
在当下,年轻人互祝六一儿童节、成年人沉迷手办盲盒和动漫。社交媒体上,“对小孩子来说有点幼稚,对成年人来说刚刚好”成为流行语。
《请回答1988》剧照
但是,这个年代的人真的越来越儿童化了吗?
更准确地说,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当下成年人的行为方式,确实和过去时代的成年人不一样了。但是,谁规定了成年人就必须永远克制、沉稳、严肃、压抑欲望,不能表现出任何“孩子气”的一面呢?
“成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标准,本来就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随着历史、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
所以,我们要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理解这种说法出现的原因。
事实上,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跨时代、跨文化、永恒统一的“成年人标准”。现代人以为理所当然的成熟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学校化、城市化和现代国家制度共同塑造出来的。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在农业社会中,儿童很早就会被纳入家庭生产。对许多人来说,所谓“长大”并不是先经历漫长的校园生活,再进入社会,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忙干农活、照顾弟妹、参与家务,甚至在青春期之后就被推入婚姻、劳动和家族责任之中。
阿里亚斯在《儿童的世纪》中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在前现代社会,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儿童更早进入成人世界,穿着、劳动、娱乐和社会场合都与成人高度混杂。
《成人练习生》剧照
只有到了工业社会之后,义务教育普及,学校成为大多数人必须经过的制度通道,“童年”“青少年”才逐渐成为一个被清楚划分出来的人生阶段。随着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许多人要读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青年人长期在经济、居住和身份上依附于父母,也就成了越来越常见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社会中早已承担家庭责任的年龄,到了今天仍然在读书、租房、找工作、接受父母支持,甚至到了三十岁还没有进入传统意义上的“成年状态”,其实并不奇怪。
另一方面,工业社会以来,成年人的标准也被显著抬高了。
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说,人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的。
我们的本我,是一个纯粹的欲望。饿了想吃、困了想睡、愤怒了想攻击、喜欢了想占有、受挫了想发泄。可是人类不可能只按照本能生活,因为我们必须和他人共同生活。
因此,社会需要我们把外部规则内化为自我约束:在不合适的场合要忍住,在他人面前要体面,在公共空间里要控制自己。这就是所谓超我。
《请回答1988》剧照
所谓文明化,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超我不断增强,越来越约束本我的过程。
尤其到了工业社会以后,这种约束被进一步制度化。工业社会追求效率、秩序和可预测性,它需要的不只是能劳动的人,更是能准时、稳定、协作的人。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也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之下,传统意义上的“成年人”被锻造出来了:他们情绪稳定、按部就班、服从规则,能够把社会秩序放到最高。
那么,当下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成人儿童化”的现象呢?
首先,是社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
在生产型社会中,社会最需要的是克制、守时、稳定。一个理想的成年人,应该能够承担责任、服从安排,把个人享乐让位给家庭、工作和未来。这种人最适合被纳入工业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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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社会进入消费主义时代,逻辑开始改变。
当基本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满足,商品产能不断扩张,市场就不再只满足已有需求,而必须不断制造新的欲望。社会不再只是要求你克制,还要求你消费;不再只是要求你忍耐,还要求你享受;不再只是要求你储蓄,还要求你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生活”“更年轻的状态”不断买单。
于是,工业时代那种“压抑本我”的超我禁令,被改写成了另一种表达:你可以快乐、享受、体验、跟上潮流。
所以,“成人儿童化”并不是成年人简单回到了孩童状态,而是成年人被重新塑造成一种永远可以被刺激、被更新的欲望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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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媒介技术消解了成年人的权威。
过去,成年人的权威并不只来自年龄,也来自他们对信息和社会秘密的垄断。印刷时代和学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边界,知识需要识字、训练和逐级进入。成人掌握解释权,儿童只能在家庭和学校安排好的路径中慢慢接近成人世界。
但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改变了这一切。
电子媒介降低了进入成人世界的门槛,儿童和青少年可以通过屏幕直接接触这个世界。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媒介环境会模糊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信息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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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出现了一个双向过程。
一方面,是儿童成人化。孩子过早接触成人世界,许多原本需要被慢慢揭开的东西,现在被算法、短视频、弹幕、热搜和社交平台提前推到他们面前。
另一方面,是成人儿童化。成年人也被重新卷入游戏化、娱乐化、即时反馈和感官刺激之中。平台不要求你像传统成年人那样沉稳、克制、深思熟虑,它更希望你持续点击、持续观看、持续兴奋、持续参与。
所以,童年与成年之间的界限不是简单消失,而是被媒介技术重新搅混了:儿童更早进入成人世界,成人则更久停留在娱乐化和青春化的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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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是社会进入了米德的“后喻文化”时代。即年轻人反过来教成年人如何适应新世界的文化。
在传统社会里,成年人之所以是成年人,不只是因为他们更自制,还因为他们更知道世界如何运转。孩子必须长大,才能慢慢获得这些知识。
但在技术剧烈迭代的社会里,情况反过来了。很多新知识不再积累在成年人那里,而是首先出现在年轻人的平台、圈层、亚文化和设备使用中。
年轻人更快适应新技术、新媒介、新语言、新审美,成年人反而要向年轻人学习:现在的人怎么说话、怎么玩、怎么社交、怎么消费、怎么表达自己。
《金秘书为何那样》剧照
青年甚至少年开始成为流行文化的引领者。消费市场也越来越把“年轻”和“年轻感”塑造成理想生活方式的默认特征。这里的“年轻”不是一个年龄阶段,而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一种社会竞争力。
于是,过去年轻人模仿成年人:穿得成熟,说话稳重,追求成家立业;现在成年人反过来模仿年轻人:追求松弛感、潮流感,努力反油腻、会玩梗、懂平台文化。
在这种结构中,成年人并不是简单地“向后退行”,“像年轻人一样生活”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看透了这一切,我们再来审视“成人儿童化”的现象,就会发现:它本质上是当代生产秩序与消费语境下,成年人心态的平衡难题。
一方面,社会身份赋予了成年人专属的责任与担当。另一方面,多元的消费生活,又希望成年人永远向往年轻,用仪式感为平淡日常赋能。在责任坚守与自我治愈之间寻找平衡,正是当代成年人最真实的生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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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再用“巨婴”两个字去解释一切,就太片面了。
“成人儿童化”并不只是对某类人的描述,而是当代社会多种成人标准、多种秩序需求和多种感受的凝缩式表达。最深层的真相也许是: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成年人标准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对成年人标准更加多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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