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穿搭”成顶流，谁脱下了白领的高跟鞋？

潮流瞬息万变。

“静奢风”“老钱风”“Cleanfit风”走红后，一种与前者大相径庭的“恶心穿搭”开始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这种穿搭风格主打一个让人看了并不一定会赏心悦目，相反因单品和搭配的方式过于不入流、不讲究，在一通胡乱混搭的操作下营造出了既邋遢又不修边幅的形象。

《艾米丽在巴黎》剧照

但更神奇的是，年轻人甚至在社交媒体开始了一场比谁穿得更丑、更恶心的较量。职场穿搭不再以得体和时髦为基准线，跳出传统审美规训和框架的多元化表达实际上更像是当代社会情绪与价值观的缩影。

当年轻人不再把上班当回事，快速觉醒的个体意识与社会共识不断产生冲突，那么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恶心穿搭”其实与穿搭本身并无太多关联。反之，我们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里女性对于自我认知和审美意趣的重塑，以看似另类夸张的方式反抗社会施加给她们的压力与规训。

对于都市女性来说，穿搭一直都是必修课题。

《金秘书为何那样》剧照

无论是影视剧勾勒出的一幅幅精致的、时髦的、仿佛经过统一训练后的专业形象，还是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植入的审美标准，日常着装是否体面好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职场专业素养的基本要素。

穿什么品牌、如何对照不同场合和需求进行搭配，以及行业属性的原因也会对着装要求有着不成文的规定，总之打工人不是在思考要穿什么的路上，就是在思考接下来要穿什么。

《新闻女王》剧照

从更深层次来讲，着装往往承担着帮助个体形象塑造和构建社会地位与角色认知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曾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印象管理”理论——即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印象的过程，其中符号互动论强调参与社会互动的人要站在他人的角色立场去了解如何看待自己，这可使人们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社会行为并得到他人认可。

在加固自我意识和洞悉生活真相之前，占据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很可能先帮我们做了决定，比如从事律师等严谨且专业性极强的职业，从业者通常需要穿着职业西服套装来塑造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干练形象。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然而，随着内卷文化和骤增的通勤压力等因素制约，逐渐失衡的生活现状让打工人对职场现实的认知更为清晰。“比起穿得精致，多睡20分钟显得更有价值”“一万往上全妆，五千左右上口红，三千工资洗把脸就走，这叫相由薪生”“问我为什么上班乱穿衣之前，先问问老板为什么总不给加班费”，对于职场精英文化的祛魅使得个体不再追求外在的精致，转而寻求更为真实和舒适的自我表达方式。

服装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也是最容易在互联网语境下掀动大众情绪的载体，风格的逆转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对主流职场规范的隐晦反抗。

当这样的反抗形成蝴蝶效应，引起集体的大破防，也变成了值得让我们深思和探究的文化现象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恶心穿搭”蔚然成风之前，因打扮精致而羞耻的赛博病症也像病毒一样席卷互联网，并更易对女性群体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买了精致好看的衣服但不敢穿到办公室”“不是不化妆是更怕别人投来的批判眼光”，从古至今女性好像从未逃离过被他人凝视的宿命，更没停止过为美服役。

在过去传统刻板的社会性别分工制度里，男人象征着权力与能力，更被鼓励从多维度发展自我和提升财富地位，而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第二性」的女性，则只能用魅力来兑换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以低调含蓄为美的儒家思想又一直压抑着东亚女性对美的表达，过度打扮常常会被贴上略显贬义的标签。

学生时期，精于打扮会被家长和老师批评为“不务正业”，因为朴素的“好学生”都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工作后，打扮太好也会招惹非议，尤其当人们把女性的装扮与职业属性产生关联后……

长此以往，成长环境养成的惯性和越发严苛的审美教条，让女性在审美陷阱的旋涡和社会舆论的裹挟下产生不自信且想要通过规训自己来满足他人认可和躲避抨击的行为。

《装腔启示录》剧照

美丽，本应是正面、积极的赞美；而羞耻，是一种在人际交往之中极易产生的自我贬低情绪。两者组合在一起，却交织出了女性普遍面临的“审美霸凌”。

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场霸凌之下，绝大多数人在“把外界的审美标准内化成自我审查”与“打破主流审美的枷锁拥抱自我”之间，会主动且不自觉地选择前者，因为在她们早已驯化的自我认知里，这个选择是安全的。

法国的女性智者西蒙娜·波伏娃曾在《第二性》的开篇告诉我们：“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社会塑造的产物，女性气质更是如此。”

《迷雾》剧照

女性在社会和自我的双重压力下自觉的他者化，成为非本真的存在，丧失自己的个性，为满足男性的喜好和符合社会的品味而终生努力。

从女性美貌是可以被任由塑造的客体，到不想被凝视而选择普通，女性其实一直在被他者化捆绑，即便是如今看似毫不在意外界眼光、自由表达态度的“恶心穿搭”不也难免有向他人自证的动机存在吗？

《安娜》剧照

所以，女性要想真正从他者走向主体，摆脱被凝视规训和自证陷阱的命运，最根本的还是意识的觉醒。我到底是为谁而活？着装打扮的意义是为了悦己还是获得他人认可？我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在为了展示自我还是在向他人证明？

当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并且逐渐形成共识后，也许就是女性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穿衣自由的时候了。

女性是一种处境，这是上野千鹤子对父权制社会体系下女性境遇的总结。

这种处境，在女性议题越发进入大众视野和讨论范围的当下，被延伸至方方面面，可以是关于女性婚恋的，也可以是关乎一场穿衣自由的争论。

涂口红是为了“斩男”，“穿热裤”是为了得到男性的关注，保持身材也是为了迎合男性审美，所有的“好看”与“性感”都是“渴望男性关注”的信号。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助推了消费社会对女性美的异化，让大众可以轻而易举地凌驾在道德至高点去审判每一个与传统审美产生偏差行径的女性。

“低俗不好看”“穿衣自由和穿衣得体是两个概念”“作为明星更应该注意穿着”“这真的很擦边了”……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绑架女性穿衣自由的言论亦不乏同性群体，女性乐此不疲地躲在社交媒体的背后审判女性。

今天我们探讨的“恶心穿搭”也是一个道理，当作为客体的女性想要为自己的穿衣做主，往往会先遭受毁灭性的批判。因为，正像波伏娃所揭示的那样，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女性之所以没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身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主体性”的缺失，而这带来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即使“向下的自由”也是自由（消极自由），但却永远不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只会加深女性的物化。

尤其是在资本炒作的自由市场中，“自由的女性”最终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为此，当我们再去解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时，会惊讶地发现，女性的美丽好像从很早且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与自己无关的。

难道女性真的无法打破这样的困境吗？

这不是一个可以给出绝对性回答的问题，但不可置否的是，从博取男性关注的审美畸形，到就算是丑我也要穿得让自己舒服，我们已经看到了女性对男凝文化的反击，这种反击不再是温吞的、不是为了自保而避开所有冲突的逃避行为，也不是为了再次掉入被男凝的恶性循环，而是用全新的、自由解放的语境去重新定义女性的魅力展示。

与其被鉴「擦边」，不如消解「擦边」。

美剧《欲望都市》的造型师，帕翠西亚一直是一位根深蒂固的反主流审美者，在她为自己捧回一座艾美奖奖杯时曾说:“女性可以用着装方式来发掘自己的独创性。”

找到不被刻板社会审美规训的自己，向内证视自我个体的丰富性和可塑性，就是解锁新的人生副本的开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谈及女性主义对其个体的意义时提到：“当女性主义让我知道很多问题不是我的错，我才从诸多的自责、自卑、负疚中解脱出来。同时，女性主义也教会我们，当我们对文明差异有更深的认知，我们进一步地反思我们的文化，就会真正意义上发掘出文明当中资源的一些新的路径和一些新的可能。”

或许，女性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关卡要闯。

但相信本就是作为世界上第一性存在的女性，会一直发起关于审美价值的思辨。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美人在骨不在皮，女性在不断打破和重塑属于自己的认知意识——女性的美应该是不被定义和标签化的多元象征，同时内在成长的不断丰富才是奠定女性书写美丽故事的内核，而这些是与那些男凝文化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标签截然不同的、对生命独立个体的解读。

并且终有一日，女性会摆脱笼中鸟的宿命，击碎枷锁，以独立自由的意志绘制充满生命力的女性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