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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行一种很新的做人方式——成为韩女。说白了，就是要像韩国女性一样积极、努力，面对自相矛盾的社会规训敢于抗争，并为自己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与话语权。图源（从上到下）：《浪漫满屋》《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黑暗荣耀》
从《浪漫满屋》到《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再到《黑暗荣耀》，“韩女”的形象在影视剧中不断迭代，清醒独立的大女主人设犹如兴奋剂为当代女性注入抵抗现实的能量。理想与现实的角力，不仅撕扯出文学的土壤，一批批以韩女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刺穿生活表象的刀锋，刺痛着同样身处东亚社会和父权思想制度下的女性，也让我们更想透过这些或激进或拼命的表象去深挖“何谓韩女”的真正定义，以及她们努力追求的精神内核。
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里，“韩女”似乎只是外界对韩国女性的一种简称。然而，在互联网传播语境下，“韩女”变成了更具象化且带有多元属性的现象级流行符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处境。她们面对失衡的社会资源与权力关系，开启一种看似极端的反抗机制——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也不帮助有“厌女”倾向的女性，高高竖起“女权主义”大旗以捍卫自己与这个逼仄世界的界限。与此同时，她们也在以一种高度自律的生活态度加速自我成长的进程——4点起床、一天学满12个小时、每天睡眠不超5小时、不是考研就是去考公的路上，与其成为他人的附属品不如拉满自己的野心与实力。当然，还有一批韩女在那些充满张力与爆裂的女性文学里，她们用细腻柔软的文字犀利地解剖着生活在父权制下的女性真实的困境与痛楚，用具体的生活和真实的表达对抗刻板且抽象的叙事，也让看到这些文字的女性找到了自我投射的弧光。发现了吗？“韩女”，其实是一种极度契合当代女性理想投射的全新人设——美丽而危险的能力者、敢于对世界祛魅的探险者，同时也是不愿被社会规训奴役的革命者，多重意涵既赋予了她们走红社交媒体的潜质，也让“韩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可以激励东亚女性的精神图腾。韩剧，可以说是大众对“韩女”形象认知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20年前，《浪漫满屋》以高甜唯美的爱情故事拉开了韩剧由悲剧向喜剧转型的序幕，而宋慧乔扮演的女主韩智恩，甜美造型加上活泼开朗的性格也让“韩女”形象从最初美又惨的“灰姑娘”人设变成更易被普世价值观接受且效仿的模板——元气丸子头、微卷双马尾、更衬托少女感的妆容，以及色彩鲜艳的服装造型，彼时爆火的韩剧和剧中女主大多走的都是纯爱路线。到了2018年，一部叫作《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横空出世，“姐弟恋”这个在当时还未过度饱和的创作题材显然击中了观众的痛点。大龄未婚的漂亮姐姐和年轻气盛的弟弟，冲破世俗枷锁的双向奔赴，一方面唤醒了长期受困于父权制教育体系下的女性意识觉醒，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韩女”开始在人格与形象上迈入独立自主的2.0时代。随后的《奶酪陷阱》和《82年生的金智英》等热播剧，编剧也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和探讨了韩国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生存困境，极端残酷的就业竞争和腐朽溃烂的男权思想逼迫着“韩女”必须放弃对玛丽苏式爱情的憧憬，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自己而战。艺术是现实的镜像，影视剧里受欢迎的女性形象往往反映了女性观众对理想自身的一种投射，但这种投射也会随着时代与观念的转变而变化。“我不需要王子，而是能与我一起跳剑舞的刽子手。”《黑暗荣耀》里的经典台词既是女主文东恩在阴暗废墟中前行的精神写照，也高度精准地切中了长期压抑在东亚儒学文化教育背景下的女性情绪痛点——当女性在家庭之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而父权制婚姻所承诺的幸福也在这样的挤压下摇摇欲坠，她们需要的正是能给自己抛弃所有旧社会施压的规训、与废墟之上重生的勇气。伴随着韩国结婚率和生育率屡创新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性矛盾加剧等现实问题，《好久没做》和《泪之女王》等带有现实主义批判色彩的影视剧，或者是《安娜》《假面女郎》这种带有腹黑主义色彩的剧集，每每播出都会成为“爆款”，也让“韩女”正式进入疯癫且不好惹的3.0时代。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普通人的疲惫感需要在影视剧中找到对照或得到某种宣泄，或许某些方面的确存在过度迎合资本的商业化运作痕迹，但迭代至今的“韩女”形象也确实成为了一种参照——女性观众希望像她们一样，挣脱旧建制的束缚，与不健康的两性关系说再见，可以愤怒、可以爆发破坏性的生命力，然后重获新生的精神共鸣。或者说，“韩女”流行的背后，不是某一类具象性的人设，而是一种对“颠覆”与“纠正”的强烈渴求。要想知道“韩女”因何“发疯”，又因何成为能够引起强烈情感共振的创作主体，就得先了解她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以及被形塑的过程。在韩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是不配出生在韩国的，因为以男性为核心进行资源分配的父权制度，使这个国家的人都更偏向生男孩。“1990年出生的女人消失了”，作家黄麻瓜在《再次重逢的世界》一书中提到了曾在韩国社会掀起争议的现象，那一年因传统观念认为属马的女孩性格多为暴躁而出现了集体堕女胎潮。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开始起飞，并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快速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但“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并未随之进步，尤其在推出以节育为核心的“家庭计划”后，女性在还未出生时就被宣判死刑，即使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也背负着父母及社会对其畸形的压迫——既要“像儿子一样优秀”，又要做个好女儿。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金智英就是传统意义上身兼数职的“韩女”。出生在普通家庭，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父亲是典型的重男轻女，老公为了自己的事业要求金智英离开职场做起全职主妇，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被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要求禁锢，扮演着婆婆面前的“好儿媳”、父亲面前的“好女儿”、丈夫面前的“好贤妻”、女儿面前无所不能的“好妈妈”，而她作为女性的价值只能够体现在做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即便如此，为家庭付出全部的她也未能获得相应的尊重与认可，全职主妇的身份设定让她被扣上了“妈虫”的帽子——没有经济收入，没有社会地位，靠着老公养活的全职妈妈，是浓缩了整个时代、以及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同时也体现了两性之间显著的差别待遇。“总是梦到面前有一堵墙，找不到出口。穿破一堵墙，又是一堵墙。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金智英在这样深不见底的牢笼里迷失、彷徨，想要挣脱但又无法逃离，最终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而她的故事不过是生活在儒家思想制度下的东亚女性群体里一类人的缩影——为他人辛劳付出，却从未真正属于过自己。
父权制下的男性凝视，让女性不得不走上一条为了迎合大众审美的沉重劳役之路；残酷的竞争和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让女性开始抗拒结婚生育，甚至选择与同性结伴生活的全新模式；父母畸形的情感投射，让女性成为横向对比后更具”性价比“的一种选择。这些东亚女性普遍面对的生存难题都可以说是逼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韩国，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 31.1%，差距远大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12%，是发达国家中性别工资差距之最。而韩国企业分析公司CXO研究所针对韩国15个行业150家大型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150家大型企业员工数量共83.1万人，其中女性19.9万人，占比仅为24%。性别职业隔离和性别工资差异的固化，以及社会制度迅速压缩的现代化背景下，性别发展不均衡的旧疾也不断催化了婚姻及生育走向低迷的隐患。2023年，韩国仅有不到20万对情侣登记结婚，这一数据较十年前减少了40%。而与爱情一起消亡的还有略创新低的生育率和高居不下的自杀率。根据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仅有23万新生儿出生，总和生育率降至0.72，其中住房成本最高的首尔生育率最低，仅为0.55。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年度统计，韩国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7，已连续三年倒数第一，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通常，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世代更替水平。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普通人的生存是不谈努力的，因为努力是最不值一提的东西。换句话说，身为普通人只有努力这一条出路，更何况是生来就没有任何优越权的女性。但在“女权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长期被父权制压榨的东亚女性终于意识到，只有全力反抗才能为自己博得一线生机。如果我的个人价值仅建立在服务他人之上，那我选择不生；如果生孩子意味着失去独立的自我和自由选择的权利，那我选择不生；如果我的孩子出生就要体验与我一样的遭遇，甚至还会站在我的对立面，那我也选择不生。看似“发疯”的韩女，在用身体进行一场“生育罢工”浪潮，而这股浪潮之势非但没有停止的意思，还让我们窥见到整个东亚社会崛起的“女性主义”是如何结成同盟，形成蝴蝶效应，并最终凝聚成足以逐步将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文化瓦解的磅礴之力。也许有人会认为，当代“韩女”的做法过于激进。但其实，生育问题只是这场由“韩女”打响的东亚女性保卫战的开始，更持久悠长的课题是关乎自我和强化女性力量意涵的书写。2023年，韩国热播的全女综艺《海妖的呼唤》再次引发社会共鸣。24名从事警察、消防员、保镖、军人和运动员等不同职业的女性，在荒僻孤岛展开求生大作战。她们如何完成残酷且高负荷的生存挑战？面对任务，她们会选择单枪匹马还是团队作战？在极限的生存环境下，这些被称之为韩国“最强女性”会展示出怎样的力量？她们是否也面临着绝大多数东亚女性共同存在的年龄或性别困境？节目以全女视角切入，完全破除社会文化对女性所有不成文的规训，通过对“女性力量”议题的立体塑造赋予新时代独立女性全新的释义——她们是绝对独立的个体，是可以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赢的欲望、对于力量的纯粹崇拜，并通过自己强大的内核与力量构建了一套与普世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从始至终释放出让人心生敬佩的坚韧与自信感。换个视角来看，荆棘丛生的荒岛不也正是对应着处处充满道德和偏见枷锁的现实社会，节目中的选手化身成拥有强大力量的海妖，向意识正在觉醒的女性吹响集结的号角，一起找出逃离荒蛮之地的出路。这种出路是一种磅礴的想象力，是对于自己生活的想象力，是捕捉自己的每一种命运，去创造一种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是带着毁灭性的。所以，“韩女”是一种处境，也是一种精神主义的引领。她们为我们提供的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或行为的单调视角，而是有棱角、多元且丰富的独立女性风貌，是当一个躯壳面对逐渐腐烂的世界时，你不会觉得抗拒或恐惧，而是可以充分表达自我并且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肩并肩的力量。在现实生活越走越狭隘的这个现状当中，“韩女”为我们开拓了一种新的宽广，这种宽广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我们仍允许恨意生长，我们可以冷漠、疲惫、停滞甚至绝望，但我们绝不会再掉进自我怀疑的陷阱，因为真正完成自我重建的女性，其底色既是温暖明亮的，同时也是强大且自信的。正如崔恩荣在《明亮的夜晚》书中，用细腻平实的文字勾勒的女性画卷那般，女人不再是仅供同情和怜悯的角色，也不再是装饰男性壮丽生活的配角，她们是自己、彼此搀扶，尽全身之力对抗荒诞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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