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女人一样行走、奔跑和攀登_时尚芭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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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超级马拉松运动员

苏菲·鲍尔（Sophie Power）

2022年她成立SheRACES组织，

该组织旨在推动女性在体育领域的变革，

吸引和重视更多女性参与比赛。

20世纪的苏格兰文学先驱娜恩·谢泼德（Nan Shepherd）行走于凯恩戈姆山脉的方式是深入而非登顶，她在散文集《活山》中记下此地的空间、时间与生命，山的秘密和她的秘密在彼此之间涌动；近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女性跑步3000公里穿越新西兰岛，极限运动员、探险家安娜·麦克纳夫（Anna McNuff）背着帐篷奔跑，自给自足，她记下艰辛、狼狈、犹疑，并发表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视角之裤”（The Pants of Perspective），字句之间流淌出沉思与欢愉。

“向外出走……也是向内探索。”有着“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称呼的约翰·缪尔这样说。而当许许多多女人在自己所处的时空都“向外出走”，无论是走向城市、高山还是赛场，那声响如奔如流、如书如述，正在告诉我们更多。

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尼尔认为：“街道是历史的仓库，走路是读那历史的方式。”走路是自由的，对一些人来说却不是。街道里有一部分历史，也要看到历史中的空白。从亚里士多德麾下的逍遥派哲学家到纽约巴黎的漫步诗人，“漫步者”的形象几乎完全被男性垄断。行走不是一项均匀分配的权利——谁可以漫无目的地行走？谁的行走需要被解释？谁的身体在街道上被视为自然存在？谁更容易被当作道德异常或治安问题？

历史上，在关注控制女性的性的社会中，女性无目的独自行走被视为一种富于性意味的行为，意味着展示自我、勾引异性，尤其是在夜间，她们因此被骚扰、被管理甚至被惩罚。20世纪初及更早的文学作品总是把夜晚漫步城市的女人描写为妓女。在法国20世纪20年代末的两部超现实主义著作——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的《娜嘉》和菲利普·苏波的《巴黎昨夜》中，巴黎漫游者追求的女人们几乎是迷人都市的象征，这也意味着，夜间步行是男人沐浴情色的方式。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美国自白派诗人代表西尔维娅·普拉斯会在19岁生日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三个愿望——睡在空地上，去西部旅行，在夜晚自由行走。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尼尔曾在19岁时在旧金山渔人码头一次午后散步中，被一位男士跟踪和挑逗，当她让他走开时，男人告诉她无权如此对他讲话，并威胁要杀掉她。索尼尔在《走路的历史》中写道：“无法随意步行的人，被否定的不只是运动或娱乐，而且是人性的大部分。”

《走路的历史》【美】丽贝卡·索尼尔著

各个世代的女性皆藏有一份从未被画出的城市地图，关于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道路在夜晚或独行时最好避开。这张地图如同动态拼贴画一般，被新闻报道、都市传说和流言蜚语不断改变和涂抹，随城市昼夜更替、工作日与周末的交替与季节流转而持续变换。虽然危险并非一种地理概念，但实际存在的暴力、威胁恐惧的感受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使女性身处于这样一种社会控制之下，进退两难——某地并非有明确的危险，而仅仅有危险的可能。为此，心怀恐惧的女性被认为缺乏理性，无畏独行而遭遇危险的女性也被认为缺乏理性；她们的退却被认为是胆怯，她们的幸存被认为是侥幸。

加拿大地理学者

莱斯利·科恩（Leslie Kern）

为了反抗暴力与恐惧，诸如“夺回夜晚”运动（Take Back the Night）、印度的“骄傲行走”（Pride Strides）、荡妇游行（Slutwalks）等行动随之展开，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师正在努力使城市更加对女性友好，比如优化照明系统、消除视线障碍、安装紧急电话亭和呼叫按钮等。加拿大地理学者莱斯利·科恩（Leslie Kern）长期关注地理学与性别研究的交叉地带，确切地说，她想知道社会控制与地理环境如何在女性安全行走这件事上相互作用。

她和她的学生们失落地发现：“再多的照明也无法消灭父权制。”充满凝视的空间里，女性恐惧的来源是如此复杂，不仅仅与犯罪本身相关——街头骚扰、童年虐待、家庭暴力、社会化过程、媒体影响，甚至还有那些充满猎奇色彩的性犯罪故事。恐惧不仅仅来源于侵犯，它是污名、羞耻、怀疑、压迫和自证，成为猎物和成为“女巫”有时是一体两面，女性的恐惧还因年龄、种族、阶层、性取向、性别认同及身体能力差异而呈现不同形态。这也提醒我们，应当如何正视女性的安全困境存在于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网络之中这一事实，让城市变得更安全，远不只是点亮一盏街灯那么简单。

本文开头提到的苏格兰文学先驱娜恩·谢泼德写于二战末期的《活山》如今已成为自然写作领域的经典之作，英国作家、知名的“行走文学三部曲”作者罗伯特·麦克法伦却从中看到了“情色的挑逗”和“微妙的性欲”，这或许是当代女性读者难以获得的视角。在那篇写给《活山》的充满热情与深度的序言里，麦克法伦写道：“毫无疑问，这本书里有刺激的情色挑逗，仿佛秘密进行的萨米亚特写作；由于它是在肉体欢愉被广泛怀疑的时代和文化中由一个女人写就，因而越发令人兴奋。”那么，谢泼德在书中究竟写的是什么呢？混合着苔藓的泥土气味令她感到兴奋，山坡露宿的她因知更鸟踩上裸露的胳膊或觅食的鹿群抽动鼻子的声音而惊醒，手掌穿过杜松、桦树林和山间流水让她欣喜。

由此可见，女性的自然写作如何被审视，以及女性的身体与行动在自然环境中如何被审视，都是女性的处境之一。涉及嗅觉与触感的细腻写作被认为有性的意味，英国登山家格温·莫法特（Gwen Mary Moffat）在斯开岛的一次独自攀登被视作“公开的邀请”——陌生邻居半夜闯入了她的卧房，她只得求助一位男士前来陪同：“我容易遭受攻击和觊觎……我无法面对他们在被拒时感到的怨恨。”

女性总要结伴行走。《走路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女性一直是朝圣之旅、步行俱乐部（乃至游行、革命）的热诚参与者，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类活动中，女性的存在不太可能被解读为性邀请，同伴一直是女性公共安全的最佳保证。然而，当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女性作为“同伴”的身份再次变得不确定。

英国登山家朱莉·图利斯（Julie Tullis）是历史上第三位登顶乔戈里峰（K2）的女性攀登者，也是曾在世界最高海拔拍摄电影的制片人。1982年，她被邀请加入一个法国探险队前往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拍摄，她要面对的境况是：挑夫们嘲笑她在山路上小便的举动；远征队队长强迫她拍下宰杀山羊的仪式，其他队员对她的厌恶和惊惧哄堂大笑；她在病中被要求不断搬迁帐篷，没有任何原因；有队员故意告诉她，一位巴基斯坦官员想和她发生关系，只为了看她会作何反应；队长不允许她攀登至5000米以上海拔，即使她此前已有过更高海拔的登山经验……

英国登山家朱莉·图利斯（Julie Tullis）

相较于她背负在身的装备和补给的重量，彼时攀登界的观念对朱莉而言一定更为沉重。在高海拔探险活动中，女性被视作负担，她们的存在只会对“绳索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Rope）构成威胁。在高海拔远征的叙事中，攀登的重要工具绳索同时象征着男性队员之间的忠诚、牺牲和道德责任。“绳索兄弟会”不仅是信任或合作的隐喻，更是一种性别化的叙述结构，它决定了谁被视为登山者、谁的经验被认为具有意义。

这一兄弟会的结构将女性、非白人（甚至非欧洲人）、残障人士、低阶层者完全排除在外。因其毫不遮掩的性别偏见，这一词汇已退出当代登山术语体系，然而它所代表的偏见本身并未消失——女性的身体并非攀登的标准身体，女性的判断、决策与情感常常成为扰乱、破坏攀登的外部力量，仿佛高海拔真正可怕的不是缺氧、低温、雪崩与风暴，而是女人对男性秩序的威胁。

即便女性成功登顶高海拔山峰，关于她的叙述仍是充斥着性别色彩，她的事迹仍然被边缘化。以第一位登顶乔戈里峰的女性、波兰人万达·鲁特凯维奇（Wanda Rutkiewicz）为例，人们不质疑她的攀登能力，但质疑她的性格是否过于强势、组织全女性登山队是否冒进、她的成就是否应当在高海拔登山的叙述体系中占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只是庆祝女性登顶，而不改变叙述结构，那么进步和平等就是一座假的顶峰——这也正是探索攀登界性别叙事的《假顶峰》（False Summit: Gender in Mountaineering Nonfiction）一书书名的来源。

《False Summit: Gender in Mountaineering Nonfiction》

（《假顶峰》）

朱莉·拉克著

乔戈里峰海拔高度不及珠穆朗玛峰，却因攀登难度和死亡率极高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山峰”。自1975年美国队登顶以来，女性便开始参与乔戈里峰的攀登活动。《假顶峰》一书的作者朱莉·拉克（Julie Rak）发现，1975年后若干里程碑式文本都揭示了女性登山者的存在如何威胁了“绳索兄弟会”的理想，以及“绳索兄弟会”是如何持续抵御这些“入侵者”的。这些讲述警示着我们：在攀登高山的路途上，性别歧视仍顽强存在。

英国登山家朱莉·图利斯死于登顶乔戈里峰后下撤的途中，那一年的8月被称为“1986黑色夏日”，13人丧命于那个登山季。在其后的访谈、评论和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登山运动中的性别政治如何影响着人们对这些灾难的分析。英国探险队摄影师吉姆·科伦（Jim Curran）在回顾乔戈里峰那场灾难的著作《K2：凯旋与悲剧》（K2, Triumph and Tragedy）中如此形容朱莉，她既像一个传统家庭主妇，又像一个爱出头的女孩，“竟自诩为世界级登山家”；他一方面承认朱莉的力量与技术，一方面质疑其是否适合高海拔攀登，尤其是当她作为电影工作者加入团队的时候；他一方面称赞她“强壮、体魄健硕且意志坚定”，另一方面又评价她投机取巧，她如此出色和成功只因她与攀登界传奇人物、奥地利登山家库尔特·迪姆伯格（Kurt Diemberger）交情颇深。

迪姆伯格与朱莉本就是极不寻常的搭档——他们不那么年轻了，攀登速度慢于多数登山者；彼此间的情谊虽深厚，却非传统意义上的浪漫关系；他们对攀登充满热忱，却对登山事业缺乏野心，二人的合作长久建立于价值观相通但个性迥异的基础上。

在失去登山搭档朱莉之后，迪姆伯格用另一种绳结打破了曾经“兄弟之绳”的垄断。他们用另一种隐喻形容这种关系——无穷结，也叫吉祥结和西藏结，迪姆贝格的回忆录正以《无尽结》（The Endless Knot）为题。这个符号既象征轮回转世，亦代表生命与爱的循环，以及对差异的接纳与礼赞。迪姆伯格的叙述无疑是对朱莉的动人致敬，也是一次超越传统探险叙事框架、为“兄弟之绳结”解绑的探索。

如果说高山通过性别叙事筛选身体，耐力赛事则通过制度来实现。马拉松与越野跑常被描述为最民主的运动形式之一：只要你愿意训练、站上起跑线，身体就能在开放空间中被检验；道路是公共的，终点是明确的，成绩只取决于速度与耐力。

然而女性进入这些赛事的历史，揭示了这一设想的局限。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女性才被正式允许参加城市马拉松赛；直到马拉松成为奥运男子项目近一个世纪后，奥运会才开始设立女子马拉松项目。此前，关于女性不适合长距离奔跑的医学与道德论断长期占据主流。耐力被视为男性身体的天然优势，长跑则可能导致女性子宫脱垂，流汗甚至被视为有损女性特质。

1966年，美国运动员罗伯塔·吉布（Roberta Louise Gibb）申请参加波士顿马拉松遭拒，她在比赛当天混入人群，以03:21:40的成绩跑完全程，这一成绩直到30年后才被承认。次年，凯瑟琳·斯维策（Kathrine Switzer）报名时模糊性别才获得了号码布，成为第一位正式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女子选手，那张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照片诞生于此——赛事官员乔克·塞普尔（Jock Semple）发现斯维策以合法号码布参赛后，试图在比赛中途将她赶出赛道。时间来到2025年，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选手中女性占比已达到43%。

1967年，凯瑟琳·斯维策成为

第一个正式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女性

事实上，随着距离拉长，女性选手的表现与男性选手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比赛距离或时间越长，女性的完赛时间就越接近男性。“在超长距离耐力赛中，女选手们的表现并不比男选手逊色。”《天生就会跑》（Born to Run）一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莱德维尔越野赛（Leadville 100）的参赛女性几乎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而男性选手的完成率还不到一半？每一年，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女选手都能带着银质腰带扣回家，而多数男选手带回去的是各种各样的失败理由。

即便如今女性运动员已经不难获得参赛资格，对于“中性身体”的假设仍然存在于赛事制度之中。赛事规则往往默认参赛者的身体没有生理周期、无须承担照护责任、可以将训练与恢复完全置于生活中心。生理期、孕期、产后恢复、哺乳等女性身体经验很少被纳入赛事制度的考量之中。

讲述长跑文化的著作《天生就会跑》一书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在2007年的硬石百英里耐力赛（Hardrock Hundred Mile Endurance Run）上，参赛者艾米丽·贝尔（Emily Baer）战胜了90名男女选手，总排名第八，她在每一处补给点都要停下来给襁褓中的儿子喂奶。

无独有偶，2018年，英国超级马拉松运动员苏菲·鲍尔（Sophie Power）参加了UTMB（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耐力赛）168公里组赛事，在补给点给3个月大的儿子喂奶的场景被摄影师拍下。苏菲本想推迟参赛，然而赛事规则并不把女性哺乳的客观现实考虑在内，规则声称“怀孕和哺乳并不能成为推迟比赛的理由”。为了不失去宝贵的赛事名额，很多女性选手不仅要在孕产期完成艰苦的训练和准备，还要在比赛过程中为哺乳等需求做出巨大投入。女性并非被直接排除在外，而是被要求以额外的解释、额外的准备、额外的自我管理来换取进入赛道的资格。从起点开始，不平等已经产生。

英国超级马拉松运动员

苏菲·鲍尔（Sophie Power）

在赛道哺乳照片被广为传播讨论之后，一些赛事找到苏菲·鲍尔，希望与她一起工作，制定对女性更公平、更友好的规则。2022年苏菲在英国成立了SheRACES组织，为比赛组织者制定方方面面的指导方针，以吸引和重视女性参与比赛，让更多女性能够站在起跑线。

在SheRACES组织、职业越野跑者协会等多方力量的努力下，各大赛事正在逐步完赛相关制度，比如支持孕期与哺乳期女性选手名额延期或全额退款。2025年7月，世界越野跑大满贯（World Trail Majors，WTM）宣布了贯彻女性友好型赛事的规则，包括女性运动员及伴侣在怀孕和产后两年内可以延期参赛或100%退款，在补给站提供哺乳空间以及女性生理期卫生用品、为女性运动员提供专用的厕所和更衣设施等。

城市、高山与赛道，皆是身体、空间与叙事交汇之处。当女性持续出现在这些地方，这些空间开启了被重新想象和讲述的可能。

不是要像男人一样行走、奔跑和攀登，而是去撼动长期以来默认以男性身体为尺度的叙事与规则。

女性对城市与山野的一次次探险，不仅是对距离、海拔和身体的重新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次次对于公共空间归属权和制度公平性的持续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