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ZAAR Art封面故事｜尹超的藏地10年_时尚芭莎

【时尚芭莎网讯】时尚芭莎

10年前，摄影师尹超第一次走进西藏。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不断回到这片土地。途中，他与来自不同身份的朋友相遇：仁波切、创业者、音乐人、艺术家、学者、牧民、孩子、公益人士……这些相遇在镜头中缓慢沉淀，最终成为当代西藏的精神肖像。

2025年秋，尹超在拉萨吉本岗艺术中心，呈现自己的首个西藏个展《化身》。这是一个摄影师用10年时间完成的实践：让影像重新回到生活本身，让“面孔”不再只是被想象的符号，而是属于真实存在的个体。

“化身”展览海报

展览不只关于超脱了刻板印象的藏地美学，更关于身份、关于信仰、关于人当如何展开视野，认识一种文化，并向内回望，找到自己的存在与生活。

“BAZAAR Art时尚芭莎艺术”走入位于拉萨古城区的吉本岗艺术中心，与摄影师尹超对话，呈现2025年11月封面故事《尹超的藏地10年》。

尹超与藏地的故事，尚未结束，仍在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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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24年）年底，我又去了拉萨，这次是为了吉本岗艺术中心。

这些年，我陆续去了几十次藏区。第一次进入藏区，是在2007年。从成都驱车前往甘孜，一路颠簸，那次的高反非常严重。我一直觉得，去西藏像是一场考验——你必须先穿过缺氧与眩晕，才能抵达天堂般的快乐。

那次适应了三天后，我就能和当地的孩子一起踢足球了。再回北京后，心里空落落的，好像灵魂还留在那里没有回来。此后一段时间里，我每年都会去两三次藏区。因为，在那边太快乐了。

吉本岗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传统的寺院结构，而是一座坛城——西藏唯一存世的坛城，墙内嵌着十万枚擦擦（小型佛像泥塑），里面有很多忿怒本尊的形象。后来，“醍醐”团队花了很多年，将它修复成如今的艺术中心。

我和“醍醐”团队的策展人盛立宇认识十几年了。去年年底，我去吉本岗看了嘎德老师的展览。展览散场后，我独自在展厅徘徊了很久，感受着这个空间。

尹超创作花絮

一直以来，我都想呈现一些不一样的藏族题材影像。那些“高原红”“康巴汉子”“雪山草原”的标签，早就不是藏地的全部了。10年前，我开始拍摄一部纪录片，至今还未完成。那时我拍了许多年轻的藏族街舞舞者、说唱歌手、爵士乐手、摄影师、设计师……他们是当下的一代。

去年（2024）年底，我觉得是时候做一次新的尝试了。想展示当下藏地更丰富、更包容的一面，展示那些正在与世界对话的一群面孔，他们的精神与张力。

今年（2025）上半年，我陆续四次进藏，准备这次拍摄。拍摄对象有音乐家、艺术家、教师、公益人士，也有阿里地区的农民和歌手——绝大部分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却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也有一些，是我十年前就认识、拍过的朋友。

在北京，大家习惯在告别的时候说“下次见”“改天吃饭”，但在拉萨，这种话是真实的——你说出口的约定，都会兑现。我们真的会结下一种缘分，帕洛仁波切、东才、巴金旺甲、顿珠……很多朋友，我们都会在拉萨再会。

尹超创作花絮

拍摄时，我试着把自己归为藏族，用他们的眼睛看待藏区。

这些肖像大多在3天内拍完，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完成的。很多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佼佼者，但他们并不自知，也不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全都非常之真诚，非常之谦逊。

作品完成后，有位策展人看过照片，问我：“尹超，你的语言风格在哪里？你的呈现点太多，没有主观筛选。”

我说：“你说得对，我知道是这样的。”

后来，他又给我发了几条信息，说：“我明白你要表达什么了。这是一种爱。你做到了。我想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合作。”还有一位人类学家汪晖老师，他对我说：“这些作品非常有意义，可以在更广阔的视角里，去探讨国际人类学。”

我很感谢他们的认可。对我来说，影像当然关乎美学与人文，但更重要的是——共情。创作可以是风格化、充满了私人语言的，让人一眼认出这是谁的作品。

但当在这个情况里，还保持着这种拍摄方式，我想这太过局限了。我必须放下自我的认知，把感受放大，与他们同频，去记录他们最真实的状态。而不是强调艺术语言的包装，去凸显艺术家的身份。

我越来越不相信强调自我风格的做法，把所有的拍摄对象收入囊中——这是一种侵略。我不能这样去做。

尹超与策展人盛立宇在展览现场

这次布展期间，是我这么多年来高反最严重的一次。拍照时，无论海拔多高，我从不觉得不适——在高原，我发现人只要能专注在一件事上，身体就会自然而然地去配合你全神贯注的状态。但布展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白天要处理无数细节，晚上还要沟通安排，几乎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展览开幕前，我其实有很多想说的话。开幕后，我发现我想以语言表达的话越来越少。

我想，影像的呈现，就是一种最好的表达。

每次来到拉萨，尹超和羊日岗寺寺主帕洛仁波切都会见面。

帕洛仁波切是国家级非遗“米拉日巴道歌”的第42代传承人，他组建了达尔玛梵乐队，将吉他、颂钵等乐器融入传统唱诵，重新演绎千年道歌，曾与知名音乐人合作，在多个城市举办实验音乐会，推动非遗音乐与西藏智慧走入现代生活。

除此之外，他的日常还在管理羊日岗寺、在佛学院作为经师授课，每周在拉萨市北郊的一所学校教学勉唐画派唐卡。

十年前，尹超计划拍摄藏地纪录片时，尼珍是其中一位拍摄对象。那时，她刚刚从伦敦艺术大学专业毕业回到拉萨，决定创办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圣山”，随后又创立了“圣山”藏族服装品牌并与很多艺术家推出合作系列，同时创办摄影大赛、林卡等多元藏地文化活动。

今年是圣山林卡的十周年，尼珍持续将收益全部资助于日喀则盲人协会、利民学校、西藏防治艾滋病协会、脊椎损伤协会、西藏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德吉旺姆流浪狗救助、三江源及“咔哒嘎布盲文打印机修复”项目等。

这张影像，大概是藏族演员洛桑群培生前最后一次正式拍摄。

“今天我刚刚得知，洛桑老师昨夜去世了。”尹超说，“这张影像是我们缅怀他的一种方式，一种更加深度的链接，就好像我们也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

洛桑群培毕生活跃于影坛，他是首位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藏族演员，曾凭借陈冲执导的《天浴》中“老金”一角荣获影帝，那是他首次出演电影作品。那一年，同台竞技的还包括黎明出演的《玻璃之城》、梁朝伟出演的《每天爱你8小时》和黄秋生出演的《野兽刑警》。2024年，他以《雪豹》提名金鸡奖最佳男配角，一生践行着艺术理想。

一磅是西藏新生代音乐人，以藏汉双语嘻哈作品连接传统与现代，在作品中融入友善、环保等藏族文化内核。“2015年，我认识一磅的时候，他在做说唱歌手。我约他跟韩红老师见了面，推荐了他。那时他正面临人生抉择——追寻梦想，或按计划成为公务员。”

一磅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在尹超此次拍摄前一个月，一磅向所在单位提出辞职，他要回到他的梦想里。“他完成了家人的期望。后来也结婚生子，成为一位父亲。”尹超说，“他对美好的向往与对梦想的坚持，这些年来，有增无减。”

在拉萨北郊赛马场的训练基地，每周日的上午，总有索朗多吉与队友的身影——他创办了西藏首支本土美式橄榄球队——琼鸟橄榄球队。狱警、教师、古建管理员等各行各业的队员，在他的组织下加入中国橄榄球联赛。他们用热情的奔跑与冲撞，打破了外界对高原体育的刻板想象。

次仁卓玛每天都在画画，这让她“心里觉得很舒服”。她从小热爱绘画，最初跟随做木工的父亲学习为木质家具彩绘。十二三岁时，她随师父参与大昭寺壁画修缮，开始临摹墙上的古老壁画。从西藏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她任教多年，也一直坚持创作。

2020年，她举办了西藏近现代首个女性艺术家个展。其代表作《生老病死》系列融合唐卡构图与油画技法，以西藏传统生死观为底蕴，描绘生命轮回，传递出母性力量与藏族女性的坚韧。有人将她的部分作品与墨西哥画家弗里达相提并论，认为其中蕴含相似的女性经验与视角。有趣的是，在那之前，次仁卓玛从未看过弗里达的作品。

尼玛旺堆自幼失明，却成为点亮他人生命的光。他现任拉萨盲童学校校长，教授盲文与多门语言，著有《我不要三天的光明》。他曾登上TED舞台，在哈佛、清华等高校演讲几百场，影响了无数人。

“他是藏地年轻人的偶像——他跑过2-3次全马，6000米海拔的雪山爬过4次，每天跑4公里。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在笑，他的笑容特别有力量、特别治愈。”

尹超说：“这次我拍摄了许多公益人士：在高原捡拾垃圾、呼吁环保的白玛嘉措，保护犬种的旦增特觉，推动艾滋病去污名化的班久，倡导无偿献血的次仁罗布……他们每一位都令我深受鼓舞。”

“化身”展览现场——归档系列之一

这些年，尹超持续关注非遗与民族肖像的题材。《归档》系列始于2023年，除藏区肖像外，也包含他在蒙古族地区拍摄的部分作品。

在这个系列中，影像被视作一个有机体——它配合声音与光效，仿佛拥有呼吸与心跳。尹超把它看作一个“档案库”，当所有肖像被并置与融合时，那些面孔共同回归到某种原初的母体。“我想到《阿凡达》里的生命树——那棵发着光的树，连接着无数灵魂，也承载着所有生命的记忆与能量。”

“化身”展览现场——归档系列之一

尹超尝试了用更特殊的手法让人物的面孔与服装细节模糊，刻意拉开距离，他说：“这反而让我觉得抓住了一种灵魂。”之所以叫作归档，也意在于此。

它不是对过去的保存，而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方式，有些东西，正在消逝、但又永远流动。

有一个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有许多人在不同方向都曾目睹她的身影。《四方》以这样的意象为引，借当代人物的视角模仿当时她走入藏地的感觉。

“化身”展览现场——四方系列之三

“当时我还在拍纪录片，我很好奇：从拉萨最远、最高的山峦望向这座城市，会是怎样的感受？”尹超说。于是，他寻来不同的人，以他们的第一视角作为前景，去捕捉四方风景。

在布达拉宫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镜头记录下了不同的身影——一个偶遇的孩子，一位《格萨尔王》的吟唱者，一位本土相声的非遗传承人，以及尹超的朋友恰好前来朝圣的父母。

他们代表着不同的身份、性别、年龄与生命状态，共同构成了“四方”的叙述。

如今，这些人物与风景，从四面八方再次汇聚于吉本岗。

在艺术中心，也在一座坛城中，彼此相望与对话。

这次展览的三个系列作品，对于身份的思考都很多。

尹

对，其实整体来看，这次展览是在讨论“身份”。这些影像中的人，代表了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与生活状态，呈现了一个多元的当下藏地。

“化身”展览现场——肖像系列

我一直觉得，摄影应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影像本身是跨越时空的，每一张照片诞生的那一刻，都是超现实的——因为没有任何时刻会重复。当把不同时空的照片放在一起时，它们之间自然会发生某种化学反应。

肖像的拍摄场地，你是如何考虑的？看起来你没有选择那些带有强烈藏文化符号的背景或地点。

尹

一开始我确实想过用像喜德林那样的场地拍摄——但我发现如果用喜德林的话，是加了强调标签。他们不需要这样的衬托，他们可以很纯粹，以人为载体足够呈现他们所有的精神面貌。

尹超创作花絮

最终我找了一个朋友的咖啡厅，有木质地板和一些做旧的墙面，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布景和背景，用地毯保留一种仪式感，因为有些人和故事，本身是庄严的、值得被敬重的。拍摄时，几乎都是即兴地根据他们当下的状态和气场，去选择背景与光线。

他们的拍摄状态是怎样的？你会像我们通常在时尚拍摄中那样准备一些Reference给他们吗？

尹

他们普遍都有一点羞涩，也会紧张。我希望他们做最真实和自然的自己，所以完全不会给任何的Reference，这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那会变成一种表演。你和拍摄对象都知道目标是什么之后，反而无法做到极致和纯粹。

尹超创作花絮

我不会告诉他们，你要完成画面，你要配合我的一些动作和表情，不可以这样。

每次从藏地回北京进行其他拍摄工作时，你的镜头语言或者思维习惯会不会受到影响或产生变化？

尹

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被修复和被滋养的感觉，人变得非常完整，非常自信。

我心里会特别满足，更加平和，能够进行深度的思考。这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自信感——你觉得你不缺失，你也不需要什么，你可以很轻松地驾驭，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你能想象自己放弃北京的一切，在拉萨，甚至是在藏地的山区、牧区生活吗？

尹

其实我很想，那并不容易。

我确实曾经想过，去找一个那样的地方，离开北京的一切，生活在更靠近自然的地方。但后来我慢慢觉得，也许最好的修行，其实是在红尘之中。

有一次我们从拉萨驱车前往冈仁波齐，越往里走，人烟越稀少。那一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人的生活需要一些“抓手”。我们早已习惯了被牵引、被约束。当真正的自由摆在面前，我们反而会无所适从。这很现实。每个人都渴望自由，但命运似乎让我们更习惯于活在“笼子”里。那个笼子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