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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钱!搞钱!谁家好女主一心专注搞钱?
国内首部由种田文改编的穿越轻喜剧《田耕纪》热播,田曦薇饰演的女大学生连蔓儿穿越到古代农村,结识了曾舜曦饰演的沈诺,男女主角默契搭配,携手创业,智斗极品亲戚,开启了一场只为发家致富的智勇大通关!
在游戏通关系统的框架下,搞到一千万是主线,谈情说爱是顺便。女主的现代视角置于古代农耕社会,犀利搞笑不失真实,对封建农村生活压迫的讽刺细节拉满,新题材与新的表现手法令观众直呼惊喜。
▲电视剧《田耕纪》
《田耕纪》播出期间热度和讨论度不俗,专注搞钱的主线任务传达了女性“经济独立”的价值观,封建农耕社会“重男轻女”的背景设定也让“女性意识”和“女性互助”成为热点话题,这和背后以女导演和女编剧为主的创作团队也有莫大关系。
剧中有一情节,戏班的玉班主将男主角沈诺的朋友扣下,说了这样一段台词:“你小兄弟不懂规矩,坐了我的行头箱,男人之身,坐人吃饭的家当,可不晦气。”
▲电视剧《田耕纪》
这一段和影视行业剧组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关:女性不可以坐在镜头箱上。中国首位女性斯坦尼康摄影师邓璐在访谈中也提到过类似的经历,2021年时还曾有博主发布过网友的投稿:
▲图源微博@熊小默
这位网友表示,剧组灯光老师一直强调不是性别歧视,而是源于以前的戏班子规矩。
于是《田耕纪》中,女性导演借由戏班子的女班主狠狠地反讽了一把,网友连连称妙,并建议这样的编剧导演多来点!
关于男性导演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电影《爱情神话》里有过一段经典的“吐槽”:“男人写戏大都是这副腔调,他们脑子里女人就两种,一种多情女,一种清纯妹。”
《消失的她》的真假李木子完美适配这种高度刻板的类型化分类。假的李木子自然是那个“蛇蝎美人”,而真的李木子就是那个“纯情妹”,一个完完全全符号化的“受害者”道具。
当何非引诱她进海底铁笼时,她毫无警惕之心,当何非将她困在笼中并游走时,她没有任何着急愤怒等急迫求生的情绪表达,竟然掏出B超照片,目送何非越游越远,然后拿下氧气面罩,安静赴死?
▲电影《消失的她》
大多数男性导演描述女性受害者的死亡总会追求所谓“凄美”的形式主义,这种镜头表达之下,李木子毫无求生本能,毫无能动性,根本不是真实的人。
英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导演劳拉·穆尔维在1975年发表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出了:电影镜头代表的是男性凝视的目光这一观点,该文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奠基之作。她认为的凝视,就是男人在欲望动力之下投向女人的欲望观看。
现如今,女性主创已经不再是少数,在她们的镜头和笔下,女性角色的塑造逃离出枷锁了吗?那些已经被严重刻板的女性形象,又是如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女性主创的崛起,会给大众作品带来怎样的变化?
“恶婆婆”是家庭伦理剧中的常客,她们通常要么面目狰狞、要么装腔作势,对儿子的女朋友或妻子充满莫名的敌意,但“恶婆婆”的少女时代是什么样的呢?她难道在做儿媳时就是如此强势吗?相反,越是在年轻时遭遇到了不公的压迫,一旦“媳妇熬成婆”,就变本加厉完成病态的心理补偿,“恶婆婆”是结构性的产物。
▲电视剧《田耕纪》
《田耕纪》里蔓儿的奶奶周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村婆婆”形象:出场时大声呵斥儿媳和孙女,指责儿子有了老婆不要娘,动辄撒泼打滚、脾气暴躁不讲理、抠门偏心等等。
但她只言片语的台词,拼凑出了她的前半生:她也有个恶婆婆,自己怀孕时还要下地干活,丈夫出门,一家老小的家务事需要自己操持,吃穿用度需要合计,不抠搜攒不下钱,脾气不暴镇不住人。她说:“我嫁过来的时候也是个小姑娘!”是啊,谁是天生就想活成不讨人喜欢的样子呢?
▲电视剧《田耕纪》
当“恶婆婆”多到成为一种类型化,我们应该质问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恶”从哪里来?它是长期“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之下,儿媳成为了婆婆不能辞职的下属。
很多人说“婆媳矛盾”是千百年的难题,其实“矛盾”只是近百年来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经济能力提升之后的事,封建时代只有“婆婆欺压儿媳”和“媳妇熬成婆”,媳妇胆敢对婆婆不敬那得遭“千夫所指”。
▲电视剧《田耕纪》
为什么自己淋过雨就要撕了别人的伞,而不是帮别人撑把伞?因为《田耕纪》里已经成为婆婆的周氏,此刻依旧无伞可撑!
她看似已经熬成婆了,但她还在被结构性压迫蚕食,男人的劳动以金钱的形式呈现,而她无法直接产出,于是家务是隐形的;大家庭里出现纷争,丈夫却成了隐形的,恶人需要她来做,但又不具有决策权,最后她还得听男人的。
在她有限的认知里,她不知道到底谁在欺压她。婆婆吗?她明明已经死了;丈夫吗?可是他的确也要出门干活;儿子吗?当妈的为了儿女付出那不是应该的吗?最后她的这股无处发泄的愤怒,只有指向比她更低一层的“儿媳”。
▲电视剧《田耕纪》
在编剧导演的视野下,《田耕纪》不再满足刻画一个穷凶极恶的“恶婆婆”,而是向观众展示和追溯到底“恶婆婆”从哪里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恶婆婆”也是“不完美受害人”。
前不久《不完美受害人》的播出受到了广泛讨论,而最大的争议点无疑是受害人赵寻的“不完美”。
主创团队似乎呈现了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既表现出成功利用不对等的权力对赵寻施加心理压力,也将赵寻塑造得态度模糊和善变,将人性中的贪婪和懦弱的弱点放大了出来,在有些观众看来甚至是“左右横跳”,所以结合剧名来看,受害人是真的,不完美也是真的。对于塑造充满人性弱点的女主角,本身也是国产剧的进步。
▲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
为什么将赵寻塑造得如此有“道德瑕疵”?会不会影响观众对主题的理解?两位编剧在访谈中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到:每当这样的社会议题出现,总有人去指责受害人,“为什么穿这么短的裙子?”“为什么不严词拒绝?” 社会环境总是在逼迫受害者自我反思。
在编剧查阅的大量案例中,强奸罪最后撤诉的比例非常大,漫长和困难的取证过程中,受害者不仅要去回忆痛苦的经历,还要被迫接受社会和舆论的压力,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怀疑,这个过程对受害者就是更深度的二次伤害,于是摇摆和反悔的受害者非常常见。
▲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
如果我们总是塑造不惧威权、强势反击的女性形象,真的能够给予现实世界里受害者们勇气吗?
优秀完美的人设无形中加高了受害者获得自身原有权利的门槛,这就像影视剧里事业家庭一手抓的大女主,表面上像是在给现实女性提供榜样,却也在无形中制造了落差,增加了现实受害者们的焦虑和自我怀疑。
而这种面对伤害强硬完美的女性形象如果深入人心,还会给霸凌的上位者的造成错觉:她只要不是激烈反对,那就是默认接受了。
当观众还沉迷于追捧完美或强大的“大女主”时,赵寻的“软弱”“贪婪”却是更接近现实境遇里的人性,没有道德完美的人,所以更不可能有完美的受害者,受害者在权力和舆论的压力下动作变形,这是符合现实和人性的真实情况。
▲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
这也是编剧想通过《不完美受害人》强调的:“社会应该去管理那些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力的人,让他们不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去交换不应该交换的东西,不要去诱惑(下位者),发出这个动作的人,才是错误的。边界一定要划在权力上位者这里,而不是受害人这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但不是唯一的女性掌权者,国产影视剧中对“泛女帝”的刻画往往也是脸谱化严重。《至尊红颜》《武媚娘传奇》中的武则天都是善良单纯,毫无野心,只在戏剧性推动下,“被迫”走上了权力中心。
如果女性掌权者不是“傻白甜”,而是野心家,那她往往就成了故事的反派人物。
例如近期播出的《灼灼风流》中,故事背景设置上,不仅已有女帝先例,甚至女性可以科考,但充满野心试图效仿曾祖母的柔嘉公主,最后不仅夺权失败,还被塑造成一个通敌叛国的负面形象。
▲电视剧《灼灼风流》柔嘉公主
在所有描绘唐朝和武则天的影视剧中,23年前的《大明宫词》以其先锋的视听风格和女性视角独树一帜,归亚蕾饰演的武则天,不仅跳脱出了后宫雌竞的枯燥模板,也没有落入女性野心家等于反派人物的狭隘偏见里。
▲电视剧《大明宫词》武则天
她是野心勃勃且能力不俗的皇帝:
“女人当道,是男人最不能容忍的,他们会无限地苛求,夸大他们同样会犯的错误。”
“这篇檄文没有涉及我的任何功过,只耿耿于怀我是女人的过错,这说明我干得还不错!”
她是认清了男权规则的女人:
“把男人放在女人的位置上,他就变成了女人。”
“你不可以这样做女人,更不能被男人的道德所操纵,不能成为他们用以完善自己德行的工具,这往往比服从他们的命令更可怕。”
她也是用本能和惯性去爱女儿的母亲:
“我始终遵循一个母亲最简单的逻辑,你爱上了一个人,我帮你找到他,你要嫁给他,我让他娶你。在满足女儿的心愿上,我和天下的母亲,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我做得更有效率!”
▲电视剧《大明宫词》
这些台词在今天看来依旧振聋发聩!而驱使这些台词从武则天之口说出的最大的逻辑,也无非是把女人当人,所谓“女性视角”也不过是把女人当成真实的人,有着复杂人性的人。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戴锦华老师曾说,这一届妇女大会具有重要转折意义,因为它迫使教科文组织承认“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把女人的权利当成人的权利,这是1995年才在世界范围内权威机构认定的事实。
人们往往认为女性天生就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更容易共情,但也许是因为千百年来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才容易“看见”那些和自己一样弱小或更弱小的“他者”。正如上野千鹤子说的:“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可以得到尊重的思想。”
本质上,我们的作品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女编剧或者女导演的“女性视角”,而是更丰富“个体视角”或者“他者视角”,是让人物拒绝标签化地凝视,摆脱符号化的客体身份,创造更多具有生命力的群像人物,才是真正能引起观众共鸣和深层思考、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文/刀疤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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