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荒野猎人》配乐，音乐作品不胜枚举，坂本龙一还是个中国电影迷！_时尚芭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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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的追求是不会有答案的，摸索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我们在东京柏悦酒店与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坂本龙一面对面时，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很容易就感受到了这位一头华发，一身素色着装，风度翩翩的男子身上蕴含的灼热能量；而他在采访中谈及其音乐道路时所说的这句话，则能充分体现出他的精神能量及生活态度。

对于音乐以及生活，优雅的坂本龙一从来都是带着如火一般的热情，在求索路上不断前行的挑战者及求道者。

在访谈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坂本龙一对中国媒体及中国读者的诚挚。

在谈及他的个人音乐作品和电影配乐创作体验时，他曾好几次在谈话途中停顿，陷入数十秒的沉思；在聊音乐聊到兴头上时，则会露出少年一般兴奋的神情。

在他为我们表明他的生活哲学之时，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位充满阅历而又温和幽默的长者，带着淡淡的微笑述说他做人做事的感悟。

而在访谈中，坂本龙一表露出最多私人情感的部分，则毫无疑问是在他谈及他浓浓的中国情结之时。

他打开话闸，动情地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于中国的所思所感。

音乐，电影，生活哲学、中国，坂本龙一为中国读者们谈了许多。而当读完整篇采访，你也会感受到，坂本龙一的优雅之中的激情。

不把自己的固定套路打碎的话，就得不到自由

像坂本龙一这样能在个人音乐和电影配乐两个领域都获得极大成功的音乐家是罕见的。

在2014年被检查出身患癌症，并随即宣布休养后，他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重新恢复了工作。

而在复出之后，他就一直处于电影配乐与个人音乐创作不断交替进行的忙碌状态之中。很难想象，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会有如此的工作密度。

在采访的开头，我们想知道个人音乐与电影配乐这两个工作在坂本龙一的心中占有怎样的比重，也想知道音乐与电影是如何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的。

或许是由于我们所提的问题涉及到其职业领域，坂本龙一回答得非常认真。

他首先从其2017年发行的个人新专辑《async》与电影的渊源开始谈起:

“其实，制作《async》这张时隔八年的个人专辑的契机之一，就是之前为美国电影《荒野猎人》创作配乐的经验，这张专辑可以说受了《荒野猎人》相关工作的很大的影响。而《async》这张专辑则又影响了我为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所进行的配乐创作以及我的另一个工作项目——在展馆开展的装置艺术展（Installation art），因此我的电影配乐和音乐创作一直都是在相互影响并慢慢前进的。”

当我们顺势追问电影配乐制作这个工作是不是一直以来对他创作个人音乐也有所帮助之时，他先是连续说了好几声 “是的”，然后就开始饶有兴致的说明电影配乐是如何成为他创作音乐的灵感的。

“创作音乐的灵感可以是书，照片，一句话或者风景，但电影确实是我音乐灵感的重要源泉。我认为为电影创作的配乐和给自己用的音乐作品在性质上是有所区别的。

一段音乐，需要节奏、和弦、旋律以及形式变化，但把这段音乐放进电影里则未必能与电影本身的节奏或文法匹配。换句话说，用我本来的想法未必能做出好的电影配乐，因此，我需要把音乐的文法先忘记，单纯地去考虑电影，而这样以来，我的音乐创作思路也就随之扩张了。”

或许是担心我们无法准确地理解他想表达的，他还为我们举例说明了做电影配乐对他创作音乐的帮助。

他谈到了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在100多年前所创作的名作《春之祭》。坂本龙一对《春之祭》的创新性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才能推崇之至，但他认为《春之祭》之所以能成为划时代的革新性音乐，除了作曲者的才能本身，还来源于它是为芭蕾所创作的音乐。正是为了芭蕾舞剧所做，才让《春之祭》脱离了当时音乐的陈规。

“音乐与其他领域的接触会改变音乐，让音乐的表现能更加自由。为了电影，AI以及任何别的对象去制作音乐，都有可能让现在人们还无法想象的音乐成为可能。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样，就好比要先把自己破坏一次，吸收养分，扩展自己，才能让自己进步。不把自己的固定套路打碎的话，就得不到自由。”

当坂本龙一将话题由突破音乐的限制延伸至突破自己的局限时，在他的脸上，出现了那么一瞬自信的笑容。

瞥到眼前这位已过花甲之年，举止优雅，造型洗练的音乐家的这一抹笑容，我们想起了他在年轻时曾经尝试过张扬华丽的形象和狂放不羁的表演风格。

跨越限制，逃出束缚，或许一直都是坂本龙一的人生以及音乐的一大主题。只是年轻时，他的这种追求表现的更加外放，而随着年纪渐长，这种追求所带有的锋芒则与各种人生历练融为一体，化为了藏在他体内的不灭激情。

联想到他在2009年出版的自传中曾提及他从十几岁时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西方现代音乐的局限，我们因此询问，他如今所做的音乐是否算是对他年轻时就抱有的课题的答案，而这就触发了本文开头引用的他所说的那句话。

“我认为我的追求是不会有答案的，摸索会一直持续下去。如何跨越西方现代音乐对我的制约，确实是我年轻时候的重大课题，不过现在，我更关注的则是如何跨越音乐本身的制约了。”

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坂本龙一的脸上露出了少年般的微笑，这位音乐界的传奇仍旧保持着自从年少时期以来对音乐旺盛的探究心。

他就像一位急于给大家介绍自己心爱玩具的孩子，拿起笔在我们所准备的提问纸上不断对着音乐这个单词画圈。

他告诉我们，他现在的课题是有关音乐的境界线的。

“我并不想去干涉听众解读我的作品的方法，也不在意我的作品被评价为创新的或是传统的，但我确实有在摸索的东西，那就是声音与音乐之间的境界线。我思考的是声音与音乐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因为声音本身就已经很有趣了。比如雨声，不需要人去介入就可以很好听嘛。所以，为何人们要做音乐，为何人们要设计音乐，这是我现在觉得最有意思的问题。”

在围绕着坂本龙一的音乐工作所进行的这段访谈中，我们似乎找到了他为何能在音乐创作和电影配乐上均斩获成功、屡创精品的线索。

那就是，作为一名不断去试图跨越各种禁锢的挑战者及求道者，坂本龙一的挑战精神和求道精神为其克服各种制约提供了基础。

他所持有的激情并不需要一个最终答案，他的激情所需要的从来都是摸索答案的过程。

不行动和行动的差别或许是巨大的

坂本龙一的工作态度让我们想更进一步去了解他的生活态度。

他怎么看待压力？他是如何保持他面对问题积极进取的态度及行动力的？

这一部分的采访内容涉及的是坂本龙一的生活哲学。

首先，坂本龙一关于他的“身”与“心”对压力所起的不同反应所做的有趣叙述就让我们体会到了坂本龙一的人味儿，并再次确认了他的卓越之处。

“我曾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压力问题，毕竟我从来都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但50岁时所做的身体检查却发现了我存在着胃溃疡的问题，并且医生还跟我说是由于压力造成的，这让我当时真是吃了一惊。所以，心可以对自己撒谎，但身体却不会撒谎呢（笑）。从那时起，觉得自己必须更正视压力问题了。但说实在的，即使现在，在精神方面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呢。”

这就是坂本龙一，哪怕身体早已产生了对压力的反应，在精神上，他却总能去驾驭压力，以至于有时甚至意识不到压力的存在。

这让我们联想到了坂本龙一常常提到的一句格言——“悲观的思考，乐观的行动”，我们继而向他讨教他是如何保持积极乐观的行动力的。

“悲观的考虑问题，就是指去正视现实。如果人去了解现实，悲观会是难免的；比如地球的环境问题。但面对问题，我们不该去逃避，而是应该思考自己能做到些什么。在目标上，也不用去设定多宏大的目标，从小事做起就行。当我最初开始考虑为环境做些什么的时候，做的就是将要发行的音乐CD的包装改为更环保的材料；虽然这会花一些钱，但想到这是要大量发售的商品，这么一点点的改变，效果就会是巨大的。此外，我在演奏会上运用可再生资源发电，也是基于这种想法。因此，不行动和行动的区别或许是巨大的。”

微小的行动总好于不行动，或许这种充分认识世事的严峻，但仍旧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前进的精神就是支撑坂本龙一多年为社会问题及反核运动发声的动力。

在日本，音乐行业的人已经很少公开表达对公共问题的意见，与此同时，对于坂本龙一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做法的质疑也一直存在着。

然而，深感自己身为公民的责任的坂本龙一的这种姿态，想必从今往后也不会改变。在他与我们聊行动力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始终如一的决心。

他的神态平静而坚毅，语气舒缓却坚定，激情在他的生活哲学中早化为了一种韧性与倔强。不惧约束，敢于突破框架，在他的生活哲学中也仍旧成立。

我想去了解中国的意欲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采访的最后一大部分则当然要留给坂本龙一的中国情缘。

当谈及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时，坂本龙一的脸上时常洋溢着亲切的笑容，说话的语气更加接近于闲谈，氛围也非常的轻快。

看得出，他真的很愿意多跟我们聊聊他的中国情结。

在访谈中，他首先以一名中国电影爱好者的身份，向我们表达了他对中国电影的喜爱与期待。

在访谈中，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对中国电影的热情的小细节是，他专门掏出手机向我们表示他最近刚鉴赏完冯小刚的作品《芳华》。

接着，在向我们解释中国元素与他的音乐作品的关联时，他则谈及了在其年少时就与中国产生缘分的契机。

而当他向我们分享他为《末代皇帝》的演员工作而在1986年暂住中国时的中国印象及趣事时，当他向我们真诚阐述他想再来中国走走的心情时，当他在访谈尾声动情的表达他对中国粉丝的感激之情时，我们确信，通过聊他的中国缘，我们有幸触及到了这位世界级音乐家的更多生活故事和私人情感。

访谈的最后部分，就让我们用最简单的Q&A形式来听听坂本龙一是怎样谈及他与中国的缘分的。

对中国电影及中国导演的印象

“中国的电影其实正在逐渐转变。

比如，陈凯歌与张艺谋的初期作品，有描写解放军又或者是以前的中国的故事，他们的作品作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或文化的途径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也非常喜欢。

而最近的中国电影，由于导演年轻了，涉及现代中国题材的作品也变多了。

比如贾樟柯的作品，我也很喜欢。

至于我看重的电影映像的力量，这一点上张艺谋给我的冲击很大，而整体上来说，中国电影画面的美感是越来越深邃了。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有财力，有科技，有很多演员，很多的俊男美女（笑），真的是资源丰富。

所以，只要导演有才能，真可以拍出很多好电影。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只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其未来的潜力是很大的。

当然，我希望中国电影不要只专注于商业电影，不要只注重票房，我想看到更多有深度，有艺术性的中国电影。”

关于自己的音乐作品从早期就开始含有中国元素

“我对中国的兴趣是很早就有了。

我在很年轻时先后参加了一些日本的社会运动，在过程中读了一些毛泽东的书，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对当时的中国也抱有关注。

另一方面，作为音乐人，我对日本音乐以及东亚音乐当然也一直有兴趣，只是对中国的音乐倒没有专门去学习。

因为，几千年以来，日本一直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所以我当时总觉得自己已对中国音乐有了一定的认识。

反过来，倒是觉得自己对朝鲜半岛的音乐不是很了解，在朝鲜半岛的音乐方面下了些功夫学习。

我对中国音乐的系统学习还是由于电影《末代皇帝》的配乐工作，中国的历史久远，民族也多，因此音乐类型也非常多。

当时真的是短时间听了几十张中国音乐的唱片，还找了当时居住在日本的5名中国音乐家来指点我，我则基于自己的理解去学习。

所以我对中国音乐的真正了解是从《末代皇帝》的时期才开始，而那之前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可以说是我想象中的中国音乐。”

关于1986年的中国生活的回忆

“当时的中国还留着很多改革开放前的特征，现在想来，我能够体验那时候的中国是很珍贵的。

都说中国的疆域辽阔，我去了北京，大连，长春这3个地方，真的感觉每个地方的人们的表情，体格，文化都有区别。

比如我感觉北京人比大连人更高大一些：而由于大连和日本一直有贸易往来，感觉大连人对接触日本人则最习惯；至于长春，由于以前是伪满的‘首都’，则能看到不少日本法西斯份子所残留的痕迹，我所住的地方也是当年日本的将校居住过的。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很大的台球桌，其桌底写着制作于昭和三年，所以，台球桌应该是日军留下的东西。

这让我不禁在心里感叹到当年的日本军人在长春过着怎样的奢侈生活，与此同时，我也对这段历史感到很痛心；这是一种很深刻，很复杂的体验。

当时还有这么一件趣事，我当时很想在中国街道上骑骑自行车，所以哪怕不懂中文，也还是自己跑到商店去买自行车。

我想在纸条上写上“我要一辆自行车”，但由于只会写不正宗的日式中文，最后写成了‘我欲一辆自行车’（注:日文的想要可写成“欲しい”）。

店内的售货员大姐们看到纸条都啼笑皆非，而我则很手足无措（笑）。

还好，最后总算是骑上了自行车，是个很有意思的体验。

我当时很想尽力接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北京，我则去了老百姓吃饭的地方用餐。

我还记得当时的北京只有一个迪斯科舞厅，就在我们住的酒店附近，当时聚在里面的都是外国人。

所以，当时的中国确实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但因此，也有很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

关于是否会在近期造访中国

“只要时机合适，我当然想再去中国。

2O18年北京电影节要上映一些我参与的电影，主办方也邀请我去参加电影节，但由于档期问题，我没有办法亲临北京参加活动，我对此感到很遗憾。

我刚才也提到过，作为日本人，我受到了中国文明非常深刻的影响，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想去了解中国的意欲也变得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