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参与创作，为什么更需要谈论文学？_时尚芭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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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人工智能对创作的冲击，已经从生产效率延伸到人们对创作本身的理解。从文字到影像，AI几乎可以介入各类内容的生产，社交媒体上的合成内容与真实记录也越来越难以区分。当流畅的语言和完整的叙事都可以迅速生成，我们更有必要讨论，如何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而作者对经验的理解与书写，又如何体现在文字之中。

正因如此，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以“文学的决断时刻”为题的讨论更加重要。从青年作者各异的书写，到评委之间发人深省的讨论，文学一次次将我们带回具体的人身上，指引我们思考时代的变化如何成为一个人的命运，而一个人的感受与选择，又如何让我们重新理解这个时代。

2026年11月3日，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这一奖项由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联合发起，旨在创立兼具公正、专业、持久性与国际对话能力的文学奖，也是华语文学领域首个为发掘和鼓励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创立的奖项。

九年来，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成为读者辨认华语青年写作的一扇窗口。从第一届凭首作《空响炮》获奖的王占黑，到去年凭《白露春分》获奖的辽京，奖项持续将目光投向尚在生长中的写作。奖金给予作者继续创作的支持，名单发布、作者访谈与评委讨论，则让作品进入更广泛的公共阅读。

2026年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主题为“文学的决断时刻”。理想国、看理想创始人刘瑞琳在现场发言时解释道：“在一个越来越难以辨认真伪的时代，我们究竟要守护什么，以及我们准备怎样守护，现在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交出决心的时刻。”在这一年度主题之下，颁奖典礼现场主持人、评委与作者的讨论，也将问题引向了结果之外——今天，我们为何仍然需要文学？

本届评委团由戴锦华、格非、童伟格、周晓枫与周轶君组成，涵盖文学创作、批评研究与影像实践等不同经验。85部投稿中，77部通过资格审核，经过审读、讨论与投票，最终产生五部决选作品。

首次担任评委的周轶君坦言，在不同作品呈现的“心灵”之间作出选择，格外艰难。评委们需要反复陈述理由、回应追问，文学本体、美学价值与现实关怀等不同角度，也带来不同取舍。

五部决选作品呈现出迥异的文学面貌。陈思安在《穿行》中交汇剧场经验与性别思考，追问人为何掌握许多知识，却依然难以理解自身欲望、承受亲密关系；李停的《水在岛中央》是其“母女三部曲”的第二部，以克制的叙述触及家庭与代际困境，呈现她对写作的真诚追求；靓灵的《任意车站》收录七篇中短篇小说，科幻与幻想连接着科技行业的生存焦虑、漂泊感与性别经验；王陌书则在《转空山》中重新审视童年，离乡多年后，他意识到故乡由特定时空中的人、事、物构成，而“写作是能够在纸面上短暂回去的一个办法”；《伶仃世》的起点是索耳2019年的一次马来西亚旅行，当地华人何以扎根、如何与故土保持联系，促使他追寻迁徙者的生命故事，并将广东、福建、广西与东南亚之间的流动空间写入小说。

在首奖评审会上，五位评委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评选出青年作家索耳凭作品《伶仃世》摘得首奖。

格非代表评委团宣读的颁奖词，肯定了作品“视野宏大、想象奇特且在叙事上敢于冒险”的探索。小说以“番石榴飞艇”之梦统摄全篇，讲述四个相对独立、又彼此映射的人生故事。戴锦华尤其看重它从“历史的脚注”进入百年历史的尝试：边缘人物的迁徙与流动，让原本看似确定的历史叙述显露出复杂的边界。

面对人工智能对创作的冲击，以及抄袭事件对文学信任的侵蚀，主持人梁文道在颁奖礼结束时，将目光转向小说与文学给予人的支持：“它们在守卫我们，它们正在保护我们。”格非的发言，为这种“保护”提供了一种具体的解释：“当生活与人贴得太近，阅读和写作能够帮助人暂时拉开距离，从难以摆脱的焦虑中获得解放。”索耳则在获奖感言里说，能够保持写作、持续表达，已经让他感到满足。人借助文字整理自身的经验，也通过他人的故事重新认识生活，文学由此拥有了持续发生的理由。一个文学奖所能给予的支持，便是让这些各自展开的探索获得回应，让值得被认真阅读的作品，找到更多读者。

主持人梁文道，评委戴锦华、格非、周轶君

青年作家索耳

围绕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文学的决断时刻”这一主题，时尚芭莎采访了本届评委戴锦华、格非、周轶君，从如何理解所谓的“决断时刻”，到入围作品反映的时代情绪，探讨文学如何回应时代的变化，以及今天的我们仍期待从写作与阅读中获得怎样的体验。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文特聘教授，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雾中风景》《昨日之岛》等。

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是“文学的决断时刻”，您如何理解这个主题？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当下面对文学，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决断？

我们正面临的不仅是文学的决断时刻，我们面临着文明的决断时刻，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决断时刻。文明史上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像这一轮的ai技术——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用人工智能——已经近在咫尺了的一个冲击，文学作为一个最古老的、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相伴而生的东西，当然它也就面临着一个决断性时刻。

面对AI对创作的介入、影响甚至改变，是否还存在只有文学、只有文学写作可以做到的事？

回到问题本身，文学是什么？至少从我们所能追溯的历史开始，回到问题本身，文学是什么？至少从我们所能追溯的历史开始，文学就是关于人的自我追问，或者说是关于人类独有的一种渴望和创造。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觉得人工智能会冲击文学。人工智能可能会大面积地覆盖很多从传统上被认为是文学的场域，但是独属于文学的，也就独属于人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担心文学会被替代，或者文学会死亡。反而我们要警惕，当人工智能大面积地替代过去广义的文学的场域，人工智能可能反过来规范人类，成为限定人类的一种无形的囚禁。而我们能拿什么去对抗呢？我想文学可能是我们与之对抗的方式和路径之一。

阅读本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入围作品，您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怎样的时代情绪？

我的感觉还是挺鲜明的，从中阅读会发现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基础的和确定的东西，比如构成我们的身份、位置、记忆以及构成我们由过去向未来延伸的一种想象的路径，他们在探索，也在发生改变，那种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可能成为一种持续的寻找，也可能是一种流放或者流浪或者漂泊的感觉，所以带给我的感觉是整个时空观以及每个个体在社会中定义自己的参数都在改变。

我喜欢的那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每一个人的表达都不尽相同，所以我在其中经由他们作品，获知他们关于故乡——不再是空间意义上的故乡，是生命的某一个时段，故乡也不再是一个可以确认的存在，不仅在哲学意义上，我们不能再回家，而且可能是在现实的、物理的意义上，我们成了无家可归者，好多好多这些方面的书写。有的时候作为文学的写作来说也许不够精美，或者说没有达到传统的文学上渴望的那种美学的高度，但是它成为一种对新经验的书写，我甚至更乐观一点，我会觉得他们也许在拓宽文学的疆界，在创造新的文学书写的可能性。

在您最近的阅读和观影体验中，有没有某种关于女性经验的呈现让您意识到，这些作品提出了新的思考？

太多了，尤其是电影。因为电影的20世纪性太鲜明了，作为机械发明，作为胶片、石油的副产品，作为资本时代的大众文化，同时影院作为这一产业在城市空间的典型的空间的集聚，当数码取代了胶片的时候，新一代的电影人能不能够借助新媒介去创造，去更新电影艺术，去创造新的可能性，去创造新的电影，讲述新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挑战。

在我的观察当中，今天绝大多数的用数码拍摄的电影人，仍然在用数码模仿胶片，或者说今年我看到的我喜爱的影片，还是用胶片拍的，比如说《黑球》，比如《奥德赛》，他们仍然是用胶片拍的胶片电影。换句话说，他们在当下，但他们属于过去。那么新的属于当下的，并且展现未来的电影是怎样的？

另外一边呢，很明显的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女性创作者集体涌现。本届文学奖入围长名单的女性作者在数量上是压倒性的，而今年引发社会讨论和关注的影片当中，女导演的数量也非常浩繁。说到女性创作者，我反而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定义女性经验？女性经验是不是就是身体经验？女性故事是不是就是家庭婚恋婚育的故事？

我想这种定义本身太老旧了。人口的一半是女性，人类的一半就是女性。而在今天我们的格局之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女性在参与，而且女性的主导角色越来越凸显，如果还是把女性经验或者女性书写集中在比如身体欲望、私领域上，就没有意义了。我更关注女性艺术家的介入，女性导演的介入，她们如何给我们所谓熟知的、熟悉的，或者对我们最具挑战的那些问题，因为女性的介入有没有呈现一个不同的表达，有没有一个创造性的言说，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格非

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登春台》，中短篇小说《迷舟》《隐身衣》，随笔集《云朵的道路》等。

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是“文学的决断时刻”，您如何理解这个主题？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当下面对文学，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决断？

不是面对文学才需要决断，文学只是提供了决断的契机。有人没读懂，契机就不存在；有人读懂了，却下不了决心，决断也不会完成。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时间分为世俗时间和另一种时间，每个人都在世俗时间中随波逐流，遵守所有的社会限制，随波逐流生活一段时间后消失，处于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决断、没有选择生活道路。但生活中会出现决断时刻，并非仅由文学或艺术引发，比如突然生病，会面临非常重要的决断时刻，思考一生是否值得，是否缺乏主动性。

生活本身会提供很多决断的契机，文学则通过模拟现实生活，提供很多让人决断或觉悟的时刻。能让人发生改变的往往是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需要做决断，因为身上存在各种可能性。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潜能，人们有选择不同生活道路的能力，尤其是读到某些文学作品时，会帮助人们产生某种愿望或反思生活，从而可能带来改变。

面对ai对创作的介入、影响甚至改变，是否还存在只有文学、只有文学写作可以做到的事？

AI是一个语言大模型，通过语言模型和计算抓取要点，在知识综合性方面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AI必须依赖语言模型，通过一套计算分析语言，猜测接下来应该出现什么词；第二个问题，AI本身并没有稳定的人格，也没有那么多具体可感的人生经历。一般来说现代文学里有一个内核，就是人生经验，这是人在世界上真正能拥有的财富，经验、回忆这些东西是通过创作来加以追忆的，坐在写字台前追忆已经发生的事情。

人在处理语言的时候，知道语言的边界。福楼拜说语言是一个破铁锅，敲打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结果只能让狗熊跳舞。所有作家都知道有些东西是语言不可表达的，于是就会想很多办法把它暗示出来，比如通过一个复杂的结构，把难以表达的东西暗示出来，而AI是通过知识抓取直接呈现。

经验当中存在非常细微的部分，比如一段经历在不同时间段会生成另外一种经验。而通过追忆整合自身经验时，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这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自由。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两个东西还没有走到完全重合的地步。至于未来，比如通用人工智能真正建立以后，一切都很难说，所以只能对它进行持续关注。

您曾经在采访里提到，文学中有一部分是恒久不变的。在您阅读本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入围作品的过程中，那个恒久不变的部分，在年轻一代的作者的书写中，有怎样的体现？

我几乎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代作家或之前读过的很多经典作家的主题、他们曾经写过的内容以及面临的人生困惑，在这些年轻作家的笔下还是会改头换面地出现。随着科技迭代速度加快和内卷加剧，人所遭遇的重负会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有时我与年轻朋友交谈时，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不愿分享的东西，他们认为应该用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

年轻作家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中的很多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对总体人类命运的担忧，对人生存处境的犀利揭示以及在文体、文本探索方面的大胆试验。这77部作品从不同角度帮助我认识了这些年轻人如何看待今天的社会。

时代本身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而未来是年轻人的。美国出过一本专著，书中提出“05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因为他们出生时，网络和新技术已经覆盖了全球，除了那些非洲特别贫困的地方。从整个世界的主体来说，他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形势。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我觉得有时比社会学调查更准确。因为创作直接面对的是情感世界，比如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有无希望、有无苦恼以及与人如何打交道等。

周轶君

纪录片导演，写作者，记者。著有《中东死生门》《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导演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等、文化类谈话节目《第一人称复数》。

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是“文学的决断时刻”，您如何理解这个主题？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当下面对文学，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决断？

这是一种危机框架叙事，确实反映了人们对AI介入和严肃阅读兴趣下降的担忧。我们每个人能分配的时间和注意力越来越有限，似乎到了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但在我看来，重要的并非做出决断，而是借此引发关注，让人们意识到仍有许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阅读严肃文学并不意味着枯燥和痛苦，它也可以是非常愉快的体验，能让我们的思想从日常的庸常中抽离出来。

面对ai对创作的介入、影响甚至改变，是否还存在只有文学、只有文学写作可以做到的事？

其实有很多。AI是一个可被量化的东西，至少到目前为止，文学也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只是想得一个文学奖，你可以钻研历年的评奖标准，根据标准写一个作品，但实际上我们期待的是一些让人惊艳的内容，是不在预期之内的一个特别新奇的东西，这是我们对文学的期待，即便是一些过去谈论过的、所谓永恒的主题或者困境，在当下也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我在读《穿行》的时候，书中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往的回答，比如性别的问题，书中的那些细节会带来数据以外的东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如果我们完全处于AI的信息流里，那我们就被困住了。

纪录片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人的面貌，而文学作品以虚构的方式呈现人的面貌，两种不同的方式，最终呈现的人的面貌有相似的地方吗？

虚构塑造的人的面貌会更丰富一些，因为这种方式更自由。非虚构的任务、使命从来不仅仅是在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回答历史为什么必然是这样，这当中也呈现出人的温度。

实际上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阅读本届入围的作品带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叙事离我们的现实越来越近。过去我觉得文学照见现实或者说现实照进文学的时候，其中可能存在一点点时间差，但现在这个时间差越来越小，很多作家是以非虚构的经验来书写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且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区分虚构与非虚构，重要的是阅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