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ADHD的女性，找到她们的“人生说明书”

阿夏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翻译，是一名肿瘤创新药领域的创业者，也是一名健康科普作家，在网上更新过几十万字的科普内容。看上去，她自律、聪明、执行力强，直到33岁，她被确诊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

多年来，她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性格缺陷——不专心、不自律、不够努力。比如，她无法安心等待一壶水接满。她接水接到一半就会走开，等想起来，水已经流了一地；做饭时，她喜欢大火猛炒，但一转身，注意力就会被别的事物带走，回到厨房已是浓烟滚滚。

阿夏桑不是孤例。在上海同济医院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专病门诊中，女性患者的数量正在迅速上升。越来越多女性在成年之后才意识到，长期的拖延、混乱与自我怀疑，是一种长期被忽视的神经发育障碍。

这不仅是一个诊断迟到的故事，更是一群女性穿过长年的自我拉扯，试图找回“人生使用说明书”的突围。

刘飞医生提醒，ADHD有严格的诊断标准，发育史和临床症状的评估访谈至关重要，不建议个人对号入座，给自己“赛博确诊”。一些童年创伤、慢性应激的问题，同样可引起大脑杏仁核过度敏感，导致情绪冲动、易怒。抑制前额叶皮层发育、降低多巴胺受体密度，导致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缺陷。相似的症状背后，是共享的神经环路、共同的神经炎性改变导致，但治疗和干预的方向不同。刘飞建议，遇到专注力和执行的困难，还应寻求专业的支持与帮助。

小时候，阿夏桑的母亲给她买过一个很窄的凳子。在母亲的逻辑里，只要缩减物理空间，就能约束住一个小女孩的好动天性，让她集中注意力写作业。但即便身处那样一小块地方，阿夏桑仍能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盘着腿，一会儿爬高爬低。母亲气得开玩笑说她“在家耍杂技”。

阿夏桑留短发，爱疯跑，是整条街的孩子王。母亲为了让她“像个淑女”，请老师到家里教钢琴。一想到要在凳子上坐两三个小时，老师还没来，阿夏桑就已经在钢琴上放了一卷纸准备哭，钢琴课也因此学了一年就中断了。有时考试，她匆匆写完就交卷，连后面的大题都没看到。母亲常说她是“多动症”，坐不住。

直到高二，阿夏桑才意识到成绩的重要性，但她发现，自己很难像别人一样专注。晚上九点多才结束晚自习回到家，她仍然会在客厅磨蹭，一会儿泡脚，一会儿拿东西，一边眼睛还盯着电视。真正坐到书桌前，往往接近午夜。

住在对面的同学看见阿夏桑房间的灯亮到凌晨两三点，以为她学习多么刻苦。没人知道，阿夏桑只能用熬夜学习的方式，来弥补自己拖延而浪费的时间。那年，她的成绩从年级几百名，冲到一百名内。大考发挥得好，还能挤进区里的前几名。

“你本可以考得很好，但是偏偏不用功。”母亲对阿夏桑说。阿夏桑尽力拿到的好成绩，反而成了平时“只是懒、不够努力”的铁证。家人拿她跟学习用功的亲戚对比：“你要是有人家1/3的努力就好了。”在阿夏桑最初的世界里，“聪明”是个略带贬损意味的评价。“有点小聪明。”母亲这样说的时候，不是为了夸奖阿夏桑，而是为了引出她“不踏实”的开场白。

小时候看电视，阿夏桑会和自己约定八点一刻关机，却一次次讨价还价到八点半、再到九点。在一次次失败的博弈中，她得出结论，自己是个“意志力很差、对自己履约能力也很差的人”。

在上海市同济医院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专病门诊里，精神医学科主治医师刘飞见过不少像阿夏桑这样的女性。她们身上贴满了外界赋予的标签：懒、不努力、不靠谱、拖拖拉拉。这些女性患者常陷入极端的自我攻击：“我好没用”“我什么都做不好”。

梳理她们的成长发育史的时候，刘飞发现，她们往往在青春期阶段就出现大量共病，比如抑郁症、焦虑症、人格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等。“ADHD女性的自我否定，以及外界的负面评价，让她们在成长中产生大量的冲突和混乱。”刘飞说。

有的女孩告诉刘飞，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甚至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有人靠暴饮暴食来暂时获得放松，或是滑向另一个极端，用刻意节食，来让自己从失控的生活里抓取一点掌控感。

电视剧《狂医魔徒》     

同济医院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专病门诊是2023年才成立的，两年多来，候诊区里坐着的，70%都是女性。有时候连叫10个号，9个都是女性。

这一度让刘飞感到疑惑。按照流行病学的数据，ADHD的性别比应该是大约1:1，男女没有明显差异。为什么到了成人门诊，女性患者反而更多？后来他才了解到，这些女性是成年后，在社交媒体上了解到ADHD的相关科普，发现症状跟自己相似，就走进了成人门诊。

研究显示，约50%-75%的女性ADHD患者在童年时期被漏诊，她们首次获得正式诊断的平均年龄为36-38岁。刘飞接触过的一些患者，花费了十年以上的时间，才最终确诊了ADHD。近一两年来，随着疾病科普的推广，尤其是自媒体上的科普内容越来越丰富，不少人得以更早察觉自身的状况、完成确诊。

一位日本专家把ADHD取名为“大雄—胖虎综合症”，对应ADHD的两种亚型：胖虎是“多动冲动症”，冲动、易怒，有暴力倾向；大雄是“注意力缺陷型”，散漫、拖延，粗心大意，做事常常失败（该分类沿用的是上一代诊断标准，现行医学标准已不再做明确亚型划分）。大部分ADHD女性都属于大雄的类型，不会在课堂上打断老师，不会冲动打架，也不会因为离开座位被叫家长。她们只是发呆、神游，上课在书页边角画画，在考试时漏题、作业拖到深夜。成绩维持在一个“过得去”的区间，于是问题被忽略，她们的困难被解释为性格缺陷。

伦敦大学学院（UCL）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博士候选人、UCL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硕士严艺家认为，这也与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男孩子皮一点，大家会觉得正常。但女孩子皮，从小就会被纠正。”出于羞耻感或对社会期待的顺从，一些女孩学会压抑外在的冲动。在行为上她们可能并不突出，但内在思绪却持续跳跃、分散。

在心理咨询室里，严艺家也碰到过一些母亲，原本带着ADHD孩子来寻求帮助，结果却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的问题。严艺家通常会问家长：“你在孩子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以前也是个‘皮大王’。”家长回答道。她们工作、成年，看上去适应良好，直到孩子出现拖延、混乱的问题，才突然感到束手无策。在严艺家看来，这是因为她们想起了忘记已久的，小时候的自己。

有些ADHD女性，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厌恶，把自己批评得一无是处。一个长期自我批评的人，在面对有同样问题的孩子时，容易变得更苛刻。“因为她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对待的。”严艺家说。

电视剧《匹兹堡医护前线》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阿夏桑，33岁确诊ADHD的那一年，她刚刚成为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合伙人兼产品总监。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高成就者——名校毕业，是科普作家、翻译，也是当时公司里唯一的女性高管。

但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一套代偿机制在勉力维持。毕业后，她靠着一个个deadline推着自己前进。周五下午两点开会用的PPT，同事们周四就做好了，只有她拖到最后一个小时才开始。状态差的时候，连洗碗、取快递也变得艰难。“已经火烧眉毛了，但就是启动不了，这样的状态可能会持续数周。”

生活被切分成两个部分：无法控制的、如死机般的“瘫痪期”；极短的、近乎疯狂的“爆发期”。爆发来临时，她能在两三个小时内写完一万多字的文章，一天连开三四个会议，还能协调好手上七八件工作。

确诊之前，阿夏桑刚刚进入骨科医疗器械的新行业。这个行业壁垒高，知识体系复杂，大多数同行已经深耕十几二十年。刚开始跟其他公司的CXO们开会时，她几乎听不懂他们的“黑话”。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那些术语才慢慢变得清晰。

新行业的冲击和规律的“上下班”让她身上不愿意循规蹈矩的那部分又开始躁动，虽然老板给了她每周一天的居家办公，可一旦工作进入“不流动”的状态里，她就觉得无聊。同时高强度的工作也让她意识到，靠阶段性爆发代偿的方法，慢慢失效了。而这一切可能是因为她过了三十岁之后，体力逐渐下滑导致的。即使她已经是所谓的高精力人群。

那段时间，她在网上接触到ADHD的科普，开始怀疑自己。她先告诉一位好友，对方安慰她：“是不是想多了？不要这样想自己。”朋友是出于好意，但阿夏桑的困境被轻轻带过了。

母亲的反应则让阿夏桑有些受伤。母亲随口说出那句习惯性的指责：“你又在给自己找借口。”阿夏桑立马预约了上海一家医院，两周后，她拿到了诊断书，上面写着“女，33岁，确诊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那一刻，她有些兴奋：“原来我不是不行，只是因为我有病啊。”

阿夏桑有些赌气地把诊断书发给母亲，让母亲报销自己的医药费。看到结果，母亲立刻紧张地问阿夏桑：“怎么办？要不要吃药？”母亲并非严苛，只是过去受困于认知的局限，不知道这是一种被正视的疾病。

去年，阿夏桑因为新工作项目搬到上海，生活又陷入“瘫痪状态”，熬夜导致她肠胃失调，工作也无法启动。母亲和阿夏桑打了一个多小时视频通话，心疼地劝阿夏桑：“如果觉得工作困难，就别做了，回家我养你。”这让阿夏桑感觉到，自己的痛苦被清晰地看见，母亲也在学着理解她的处境。

《无处安心的女孩》

由回忆录与科学研究交织而成的女性ADHD自白

献给被误解、被忽视的每个女孩

[加]卡拉·齐格内 著

在严艺家的心理咨询室，严艺家总会问ADHD来访者一个问题：诊断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有的人带着被平反的快感：“我要把这个诊断书拍到我爸妈的脸上去。”有人告诉严艺家：“一切都有了解释，有了答案，人生好像突然豁然开朗。”但是在严艺家的观察中，这种状态只能持续半个月到一个月。很快，来访者们就会察觉到一个残酷的事实。

“确诊ADHD之后，很多人会期待，周围人可以对他们多一些理解，但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让人失望的，如何面对这部分失望，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严艺家说。

在刘飞发布的一期患者访谈视频中，一位叫Vivi的女性患者曾向他描述过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 当她卡在某项工作前无法动弹时，朋友却说：“现在拿起笔，打开电脑，就开始啊。”常人难以想象，ADHD大脑的执行功能出现了障碍时，人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但就是无法执行。

刘飞发现，对成人ADHD的认知缺乏，不只是大众的问题，在医疗系统内部同样如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界存在一种偏见：儿童才会患有“多动症”，成人ADHD根本不存在。碰到本科毕业，甚至考上研究生、博士的患者，有些医生往往只用两三分钟，就把患者打发走。在部分医生看来，能完成学业，意味着不存在注意力缺陷的问题。

与医疗认知的滞后形成对照的，是网络舆论的急剧膨胀。近一两年来，刘飞发现，ADHD在网络上曝光度明显上升，但真正科学、严肃的讨论并不多。在某个年轻女性用户居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刘飞常刷到一些帖子，博主们罗列出患有ADHD的名人，把ADHD描述为“极具创造力的疯狂天才”。

在他看来，过度放大ADHD的优势，会让人忽略患者承受的崩溃瞬间，给他们带来二次伤害。“当你连起床、洗澡、回一条消息都做不到，却听到别人说‘ADHD的人更有创造力’时，你会想：‘那我为什么这么废物？是不是不够努力，没能激发出天才的一面？’”刘飞在他的科普图文中写道。

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从小被确诊为ADHD  

而Vivi意识到，既然外界无法提供理解，那最重要的事，就是自己接纳自己、照顾自己。以前，Vivi会把半夜三点的灵感爆发视为自己的“天才时刻”。确诊后，她才知道，那不过是ADHD思维跳脱的一种症状。

这是她了解自己的开始。那些曾让她羞愧的“不靠谱”，比如迟到、丢三落四、一年丢七八个充电宝等等，和“天才时刻”一样，在ADHD群体中并不显得特殊。“这就像上帝有一条流水线，我们是同一批生产出来的，我们的天赋和bug都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使用说明书’。”

严艺家强调：“ADHD诊断只是一个起点，而并非终点。”她曾接待过一位女性ADHD来访者。来访者给严艺家描绘了一个画面，来形容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体验。在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的人正在整理毛线团。来访者就像画里的人一样，发现自己有ADHD的特质，只是找到第一个复杂的线头，剩下的漫长岁月里，她要耐心地、一点点解开人生的每一个结。

2020年除夕那天，阿夏桑在电脑前坐了18个小时。

那时，新冠疫情刚刚暴发。阿夏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整合了卫健委、医院的一手信息，组织志愿者翻译海关文件和防疫物资信息，再一一验证来源，整理出一份《最全！nCOV新冠病毒一手资讯/科普汇总目录》，收获了近千万的阅读量，包括湖北慈善总会、复旦武汉校友会等公益组织按照她整理的资料完成了物资采购和进口运输。

就连年夜饭，她也只是匆匆吃了几口，又继续投入到和各个志愿组织的联络中，一直忙碌到元宵节结束。那个春节最多的一天，输入法显示她敲了十万多字。对感兴趣、高刺激的活动过度专注，这也是ADHD注意力调节失灵的一种表现。但回忆那个夜晚，阿夏桑说：“如果不是ADHD，可能做不成这事。”

确诊之后，她不再把ADHD视为一个必须被消灭的敌人。她要做的，不是“干掉它”，而是让ADHD更好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次看电影，阿夏桑听到一句歌词——“it’s hunting season”。那一瞬间，她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状态，其实更像一个猎人。猎人不会一年四季都在狩猎。猎季来临时，猎人敏锐、专注、出手果断，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大量捕获；冬天漫长寒冷，猎物稀少，最重要的不是产出，而是保存体力，照顾自己，等待季节更替。互联网上也有人说ADHD的这些特征其实是远古人类的狩猎基因被遗传了下来。

2025年年初，阿夏桑结束了一个工作项目。她自驾了20天，又休息了半个月。1月份，她计划的事情都没有完成。临近过年，她感冒了，又躺了几天。以往，在这个时候，她会陷入自我攻击。但这一次，她索性彻底摆烂，回老家陪家人过年，吃饭、聊天。结果，仅仅过去三四天，她的状态就慢慢恢复，晚上可以连续看一两个小时的书，并且开始早起、运动、背单词。

当她给足时间照顾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时，事情反而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之前为什么对自己那么严格呢？”她反思道。

冬天是不可消灭的，但人可以学会如何更好地过冬。

2025年9月，阿夏桑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个招募，成立了一个五人的“成人ADHD女性互助小组”。她找到了四位和她年龄相仿、有相似困境的女性，有在纽约做数据分析师的、有英国的在读博士，还有两位心理咨询师。几次交流过后，一位心理咨询师组员提醒阿夏桑，她身上可能具备一些ASD（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特质。

这听上去似乎是雪上加霜，但阿夏桑却发现，这两种被视为缺陷的特质，却在自己身上形成了微妙的平衡。ASD让她有些重复刻板行为，比如，无论大脑多么混乱，一定要定点吃饭。

有一次，阿夏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你身上有什么习惯是强过ADHD的？”她在评论区留言：“按时吃饭。”没想到，这条评论迅速被点赞到了高位。一些病友告诉阿夏桑，他们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连点外卖的力气都没有。正是这个多出来的“缺陷”，帮助阿夏桑日复一日地维持正常的身体机能，“打败了99%的病友”。

这种认知的转变，重塑了阿夏桑看待家人的方式。她意识到，那个在情感表达上极度缺失、被母亲埋怨了半辈子的父亲，或许也是典型的ASD患者，在父亲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教他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阿夏桑会经常给母亲发科普资料，跟她解释：“他是能力受限的问题，不是他不愿意。”慢慢地，母亲似乎也接受了这一点。她会跟阿夏桑开玩笑：“我知道你有病，你爸也有病，我是咱们家唯一一个正常人。”

阿夏桑改变了应对状态低谷的方式。一天晚上，她失眠到凌晨四点，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第二天，她会因为没睡好而情绪低落、头脑发沉，索性刷手机，把这一天“挨”过去。但现在，她会给自己计划“不用动脑子”的日程，去户外放风，或者找喜欢的朋友待一天，让这一天平稳度过。

两个月前，朋友送给阿夏桑一把蓝色的编织沙发椅。椅面很宽，也很低，椅子只有一侧扶手。人坐上去，可以斜靠，可以盘腿，甚至可以整个人蜷进去。它不要求坐的人端正、规矩，身体怎么舒服，就可以怎么待着。

阿夏桑和小时候一样，很自然地把腿盘了上去。这一次，她不用被迫塞进一张根本不适合自己的窄凳子里。

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采访、撰文 / 陈晓妍

编辑 /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