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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性别观怎样炼成

时间:2019-09-19 17:03 来源:时尚芭莎

因为与那位个性鲜明、自然健康的女性形象相遇,我开始意识到,终其一生,我们要成为的是一个无限向好之人,而非某种类型的女人或男人。一个优秀的灵魂通常是“雌雄同体”的,他良善、智慧、独立、坚韧、强大,有人之所以为人的美好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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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张莉

文学博士。学者,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姐妹镜像》《持微火者》及评论集《众声独语》《野生的力量》和随笔集《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华文最佳散文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第九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2018年7月开始,我用半年时间对当代67位女作家和60位男作家进行了一次性别观调查。

调查对象主要是文学现场最为活跃的70后、80后、90后作家,包括所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也包括文学排行榜及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得主,还有非常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以及一些海外作家。其中包括冯唐、周晓枫、李修文、张悦然、徐则臣、蒋方舟、双雪涛、笛安、七堇年、鲁敏等。

我发给男女作家各5个问题,问题有相同,也有不同。女作家面对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等等。

男作家面对的问题是:你在创作中会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什么时候;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等等。男女作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则是:吴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怎样理解“Me Too”运动。

特别有意思的是,面对调查,男作家的态度较为积极,回复速度非常快,他们中很多人写信说,在此之前从未面对过性别意识以及性别观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让他开始真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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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7位作家性别观调查结束之际,我还邀请了10位重量级作家参与。他们是:铁凝、施叔青、林白、迟子建、贾平凹、韩少功、阿来、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为此,贾平凹老师和阎连科老师还发来了手写回复。

这一系列性别观调查在2019年3月8日发表以来引起广泛关注,多家媒体都作了详细报道,微信阅读率也着实可观。一方面,调查受到如此广泛关注是我所不曾料想的,它也表明,全社会对性别观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范围的性别观调查。为什么要启动这样的性别观调查?因为性别观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如果妇女不是妻子、母亲,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吗?在五四时代,无论是鲁迅、胡适、周作人、还是叶圣陶、李大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使用了肯定句式。

一百年过去,今天我们社会的性别观发生变化了吗?我对这个问题好奇。尤其Me Too运动的时候,我非常困惑,是什么让那些人做出那种事、说出那样的话,为什么一些人会这样表态、另一些人会那样表态?这自然与他们的性别观有关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性别观都是被建构的,我们的文学阅读、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文化环境、我们的生活经验等,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于性别的理解、对于两性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们的性别观如何生成、如何反省应该被关注。

调查中我收到过好几位作家的信或留言,大意是“可能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可能我的回答不符合你的调查预期,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请你理解”等等。

留言的作家中,有男有女。我的回复则是欢迎各种回答。什么样的回答对我都构不成冒犯,因为这是基于学术意义上的问与答。

这个调查获得了成功。影响力持续发酵。调查发布以来,在不同场合,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在讨论这个调查,除了作家和批评家,出版社编辑、记者、社会学研究者也都很关注。有朋友说,这已经变成了“聚光灯下的问与答”。

调查前,我读过大量上世纪90年代时的作家访谈,那时男作家们的性别观以及对女性的态度实在让人不适。但是二十年过去,作家们再也不会说出那种话了,这是时势使然,是整个社会土壤发生了变化。

客观地说,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中国新一代作家对两性关系及性别意识的理解显示了应该有的文明、现代,比如几乎所有男性作家都特别强调自己的男女平等意识,对女性的尊重。调查中,有24位女作家和15位男作家选择回答了“雌雄同体”的问题,也表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也会发现问题。比如,有诸多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也不认为自己有女性意识;可是,有一半的男作家坦率承认自己有男性意识,至于是否克服,有的愿意有的则不愿意。

那么,为什么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性别身份而男作家却乐意承认,这便是微妙所在。从中可以看到男作家对于自己男性意识的确信,也会看到女作家面对自我性别的无奈,以及她们在写作中所感受到的性别权利不平等,这是调查呈现的另一面,它更接近今天社会性别关系的真实。

性别观问题对作家创作是重要的吗?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小说家苏童有非常棒也非常形象的回答,被媒体多次引用。他说,一位好作家必须有“异形”与“异性”的本领。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他必须懂得艾玛的心。”只有当作家真正爱上了他的人物,入迷到与人物合而为一或者化身为无数个人物时,一部作品才会更丰富、更多元、更芜杂,也更迷人。

事实上,文学作品里的性别观对作为读者的我们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童话、通俗作品、网络文学还是文学经典,其隐在的作用难以估量。

我曾和几位好朋友聊天,谈论起我们成长路上那些点燃过我们性别观的作家作品。有的人因为吴尔夫、波伏娃、桑塔格、戴锦华,有的人因为丁玲、萧红、张爱玲;有的人因为《一个人的战争》,有的人因为《玫瑰门》,还有人因为《简爱》或者《呼啸山庄》。

而我,则因为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及电影《红衣少女》。那天我告诉朋友们,少女时代的我,爱极了一位名叫安然的女孩子。

安然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16岁,她诚挚、真率、无邪,有一种特立独行美。——相对于身形纤细的女孩子,她是圆乎乎的脸、健康而有活力的体型。

她自信、自尊、直接;她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并不人云亦云;不盲从,不伪装,不讨好他人。为什么要在不想笑的时候笑?为什么要看人脸色吞吞吐吐表达?她渴望有好的人际关系,却绝不是“讨好型”人格。坦然、勇敢、落落大方,她犹如北方平原里倔强生长的白杨树一样。

在女性如何光明正大地建设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安然为少女时代的我做出了最佳的榜样。

今天看来,她是主体性强大的人。面对常常争吵的父母,面对安宁而心地善良的姐姐,面对势利俗气的班主任……安然感到困惑和不安。人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本心而活,但是,她的世界里,却有这么多的困扰和心结。

为此,安然对那些陈旧的生活方式说不,她要努力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讨厌虚伪、庸俗和丑陋,她要摆脱那些虚与委蛇。穿红衣服的安然甚至引领了那个时代女青年们的衣着风尚。

当年,从中学生到大学生,哪个女孩子不渴望拥有一件安然的红衬衫?它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暗号,代表了自由、自在、敢爱敢恨。——当一个人有了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这位名叫安然的女孩子有如新生的太阳,穿越灰暗和尘埃;又如春风一般,为当代文学带来凛冽而清新之气。

对少年时代的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而言,《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走夜路时的火把。她使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真正的美。真正属于女性的美,并不是纤细的、羞怯的,而是自在、大方、真挚、光明。

我后来意识到,真正的美德哪有什么性别之分?安然使我很早就懂得,一个人从少年时代就应该具有光明、无畏以及强大的主体性,无论男女。

是的,那个夜晚,我对朋友们说——因为与那位个性鲜明、自然健康的女性形象相遇,我开始意识到,终其一生,我们要成为的是一个无限向好之人,而非某种类型的女人或男人。

优秀的灵魂通常是“雌雄同体”的,他良善、智慧、独立、坚韧、强大,有人之所以为人的美好光泽。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读者的我,非常感激曾经对我的性别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们:吴尔夫、波伏娃、萧红、桑塔格、戴锦华、铁凝。

性别观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普及常识。这个常识是:每个作家的性别观都很重要,它们构成了我们时代文学世界里的性别想象,会对未来的一代又一代读者构成深远影响。

这些年来,我在大学校园里教书,每天都和95后乃至00后一代打交道,我慢慢认识到,年轻一代的性别观和性别意识已是今非昔比,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么简单。

前天,南方一所著名高校的朋友兴奋地打电话对我说,在他们学校举办的学术夏令营里,有好几位年轻的面孔热烈而激动地谈起这个性别观调查,认真分析作家们的回答,这真是令人开心。

我甚至认为,这最新一代读者的成长和成熟,将会重新激发当代作家的性别观和文学创作中的性别意识,也最终会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性别文化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来临。

本文原载于《时尚芭莎》10月上名人专栏

编辑/徐晓倩

发布/菲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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